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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文革”乱相中的利益理性
关键字: 文革知识分子毛泽东前造后保前保后造大字报利益理性“文革”乱象一个人只要不是太笨,通常都可以从空气中嗅出危险,即看出自己是不是身处“后位”或潜在的“后位”。
这里的“后位”并不限指一二,也可能略超此数。
民众主导时的“前位淘汰”
民众闹起来时便完全是另外一套法则。
他们的运动方式是自下而上,虽然也会扫荡一下黑色群体,算是祭旗壮威,正名出师,彰显造反派的“政治正确”,不沾包,讲安全,但那常常是一些战术假动作,真正的目标一定锁定了当权派,即权力结构中的“前位”及潜在的“前位”。在这时,当官的是否廉洁不重要,是否能干也不重要,是否勤跑基层与和蔼亲民也不重要,是否爱喝酒、会书法、有战功、懂俄语更不重要……鸡蛋里挑骨头,任何人的缺点集中起来都很像“官僚主义”和“走资派”。与其说他们因个人品质而中枪,不如说民众手里有了枪,他们就必须是靶;民众手里有了锤子,他们就必须是钉子——他们被一种结构效应推到了可悲位置,当官就是原罪,在位掌权就是民众天敌。集体主义发展方案下所压制的某些个人利欲,也总是宣泄成对眼前几张官员面孔的愤愤不满,构成了“官民矛盾”的一部分。我的一位老街坊,家里还喂着猪,小孩上学还穿开裆裤,穷得几乎家徒四壁,只因受命主管一个国营理发店,也吓得神色不宁东藏西躲。“我是走资派么……”他路遇我时的一句苦涩解释,曾让我大吃一惊,也啼笑皆非。
由此看出,身处哪一个行政级别并不重要。“宁为鸡头不为凤尾”俗语此时应颠倒过来看。只要是“头”,不论其利益关联圈是一个理发店,还是一个国家大部委,都不能不承受民妒、民怨、民乱的高压聚集,不可能轻松过关。每一篇检讨书会被认为是“不老实的”“不深刻的”“花言巧语的”,当事人写一千遍也白搭,自抽耳光也抽不来多少同情。如果此时有相对安全的官员,那一定是各种大“尾”小“尾”,其官阶哪怕很高,只要不处在主官位置,便自有他人遮风挡雨。他们只需暗暗注意动静,最怕的是排在前位的一个个倒下,自己这块肉轮上砧板。
这种情景看上去很像权力领域里的“吃大户”,有一个就近取材、急事先办的套路,一个先大后小、先高后低、先肥后瘦的流程。由此不难理解,1966至1967年间,特别是在城市里,几乎每一个工厂、学校、机关、商店、医院、剧团、幼儿园的一把手都没好日子过,一律灰头土脸。市级造反组织必然剑指市领导,省级造反组织必然剑指省领导……这一铁律几无例外,故全国性造反组织的危险不难想象,只能被中央一再下令禁止死堵严防。顷刻之间,全国29个省级党委的第一书记中有23个被打倒,中央和国家机构中60%-70%的“前位”面孔在公众视野中消失8。留下来的,多是因中南海直接干预才幸免于难,如湖南的华国锋——后来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不过,“炮轰”“火烧”“油炸”华国锋的大字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多见,可见民众不是没有淘汰意愿,只是淘汰一时受阻,暂咽下一口闷气。
毛泽东、中央文革、军队等也算是“官方”吧?他们所号召、支持、指导、联络的民众是否涉嫌一种假“民众”?其造反是否更像两个官方系统之间的代理人冲突,甚至是某些洋左派揣度中“以党反党”不断革命的一大发明?不过,考虑到各地民众群体屡屡偏离、脱离、背离毛泽东的“官方”及其“战略部署”,闹出了不计其数的紧张和周折,民众的真实面目和自主要求却也不难辨认。
严重“背离”之一:他们根本不以“革命路线”和“反动路线”的标准来选择攻击目标——这肯定大出毛泽东意料之外。由此造成几乎所有党政主官对“文革”总体性的不满,也肯定让毛泽东十分棘手。他后来承认“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是两大失误9,却从未说及原因,也从未往深处想。
真实的原因是,他的革命议程与民众的权力要求一开始就出现了错位,不过是两条线有部分交集。这一点可能多年后才能被人们看明白。
知识分子面临的双向淘汰
知识分子最惨,通常是两头招风,两头受挤兑。特别是他们的中高层,大多学历高,知识多,名声大,范儿酷,其薪资定级和阔绰程度可能高过长官,在民众眼里算得上“前位”或潜在的“前位”。但他们的履历和家庭背景又多不好看,比如老爹曾为地主,自己在欧美留过学,参加过三青团或国民党什么的,还个性强,心气傲,脑子活,藏也藏不住,装也装不像,在很多官员眼里怎么看也是“后位”或潜在的“后位”,最像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卧底。
因此,无论官方发力,还是民众发力,他们差不多都是在劫难逃。外婆不疼,舅舅不爱,官员不亲,民众不近,他们是官员、民众、知识精英这三角关系中最脆弱的一极,总是烤双面焦。
据说只有名医在“文革”中受冲击最少,原因也许是大家都得惜命,不敢拿自己的冠心病或直肠癌去赌政治。但对于很多教授、作家、主编、明星艺人而言,双向淘汰则无异于全线扑杀,几乎是一回事。只要高音喇叭里的声调开始雄壮和激昂,他们必定心惊肉跳,朝不保夕,包括不少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报国之士,一不小心便被淘汰到“牛棚”这种土监房,不免心中五味杂陈,衷肠谁与诉。与他们一同落难的有“走资派”,也有“造反派”,但那些人或有解脱之日,身负双重原罪的精英们却如永久难民、运动钉子户、到处通用的拳击沙袋,对世事变幻几无期待。作家叶蔚林曾向我描述过绝望。有意思的是,他的故事之一,是下放农村劳动后仍被大家揩油,今天张三借钱,明天李四借钱,把他当成提款机,提了多是有去无回。他怕得罪官员也怕惹恼农民,从不敢去索要——不过这种忆苦也可读解成炫富,甚至有美化社会主义之嫌。想一想,谁让他成了提款机?谁让他的收入高到官员不服和民众嫉恨的程度?有关事实是,除了丢掉公职的,大部分知识分子的高薪在“文革”期间受到政策保护。不过,也许正是这一条为他们招来了更多阴暗心理的压力,升高了人际关系的敏感度。一旦撞上来自上方或下方搜索目标的眼光,不会是好事,更像是坏事。
邓拓、老舍、严凤英、杨朔、储安平、傅雷、翦伯赞、上官云珠、范长江……是这个群体中的最不幸者,可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每一名字都饱含泪痕与血渍。其他人即便能一直享受高薪和干籍,对“文革”也多有切肤之痛。一般来说,“文革”前他们那些优待房是再也回不去了,就算发还给他们,他们也不敢住了。“文革”中他们那些被抄走的存款、字画、古董,即便在“落实政策”时予以退还,他们也余悸难消,多用于交党费或捐灾区了。他们后来觉得“全盘否定”论最合心意,其理由很简单:既然十年中的各种老面孔和新面孔,对于他们来说都不是好面孔,那么分出不同阶段有何意义?分出这一群和那一伙又有何意义?官也好,民也好,大多没什么教养,张嘴就可能有错别字,出手就可能动粗见血,不懂微积分也不知商籁体,办起案来更不知隐私权和辩护权为何物。18世纪的爱尔兰学者伯克(Edmund Burke)对法国大革命的厌恶,在他们听来一定很对心思:“一名理发师,或一名蜡烛制造者,其职业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眼中的荣誉,更遑论其它一堆更为次等的职业了。这些人不应受到国家的迫害,但如果这些人被允许进行统治——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国家反而会受到了这些人的迫害。”10不是么,那些个老土疙瘩,一些掌了权和没掌权的理发师,竭诚奉献才学超群的一个教授怎么能忍受这些人的唾沫星子?
有些人后来说什么“人民的文革”(杨小凯、郑义、朱学勤等),所谓底层的自由狂欢,与他们的记忆根本无法接轨,在他们看来很像小屌丝们的胡诌。也许就是出于这一层隔膜,《干校六记》的作者杨绛文笔清雅,才学丰饶,广受学界敬重,但她在书中斥几位下乡知青为“狼崽子”,对他们的饥寒之状幸灾乐祸11,曾让很多年轻人吃惊——他们也是受难者,至少比作者受难更多,比如不像她那样一直保留高薪。他们不明白,同是受难者的感受为何并不能相互对齐。
人们的思想都依托感觉根系,不是语词的随意漫游。中国很多知识精英日后对红色革命的总体性抵触,不无情绪的右倾化,应当说事出有因。2011年,即便在西方经济遭遇重挫之时,据全球知名民调公司Globe Scan的数据,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支持率仍高达67%,几乎是全球最热切的向往,连续五年超过美国,更超过英国的55%,法国的31%,土耳其的27%12,成为对西方世界最大的一个奖牌。撇开市场经济发展顺利的原因不说,活跃在这一数据幕后的,当然还有中国诸多媒体、院校、学术机构,有知识分子引领的所谓民间清议,以及某种历史记忆的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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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楚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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