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康有为没有这样的机会看到他所赞赏的瑞典的内部问题。不过，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已经目睹了他赞赏的另一个欧洲强国命运的戏剧性反转。

在20世纪初，康有为最为推崇的列强其实是德国。在《德国游记》里，康为有称“德政治第一，武备第一，文学第一，警察第一，工商第一，道路，都邑，宫室第一。乃至相好第一，音乐第一。乃至全国山水之秀绿亦第一。”在政治上，康有为认为德国拥有一个权力比较集中的君主立宪制，与英国的议会制相比，更适合于帝国主义争霸时代，而德国的联邦制也具有很强的中央集权倾向，适合在这个“万国竞争”时代，实现对周边国家的吞并。在20世纪初，康有为甚至预言，德国会在不久之后打败英国，统合欧洲大陆。

一战爆发之后，康有为竭力反对中国加入协约国一边作战；1917年，长居青岛的康有为支持了张勋复辟，而德国政府也寄希望于通过支持张勋，换取中国不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然而，一年之后，德国就在一战之中落败。康有为的判断，遭到了现实无情的打脸。

在《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中，我曾经分析过康有为的德国观察遭遇失败的原因。他虽然对德国考察甚勤，亲访数十个德国城市，但过快地在德国的当下制度和德国的崛起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并认为这种关系是可以复制的，而没有去关注和分析德国当时面临着的深重的内外危机：从外部来看，德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本来就非常脆弱，威廉二世放弃了俾斯麦的结盟政策，四处树敌，导致德国地缘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在国内，容克贵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三股势力竞争领导权，威廉二世缺乏政治领导能力，无力将三股势力整合起来。德国政制集权于一个缺乏政治领导能力的君主，在当时已经在酝酿着巨大的危机，而一战只不过是让这个危机集中暴露出来而已。

康有为并没有真正总结过他的德国观察的失败原因。但他的视觉偏差，其实正是过去一百年中国的西方观察者常犯的错误——看到对方国力强盛、人民生活水平高，即心生羡慕，进而追问该国何以达到繁荣，而现存的制度，就被想当然地当成其繁荣的原因。这同时也是许多西方的许多辉格派历史叙事常见的思维模式，这种叙事的实践目的在于确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具体的做法是从当下的成功进行各种“倒推”，论证本国“自古以来”人种高贵、文化繁盛、制度优越，等等等。一旦其他国家的精英听信这套论述，建立和维护国际体系中的支配关系的成本就会低得多。  

然而一个国家的繁荣可能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其现存的制度完全有可能在前一个时代促进了国家的发展，但在发展环境发生变化之后，就不再有那么大优势，甚至一些方面还可能成为消极的因素。比如说，一个对美国作粗略观察的人，一方面看到美国的强大，一方面看到了美国华尔街代表的这套金融体系的强大，很容易得出一个因果关系：华尔街代表的这套金融体系是美国强大的根基，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然而这从根本上是一种“短路”式的思维方式。对美国作更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美国金融利益集团的过于强大，已经是一个抑制美国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对美国社会的健康运作和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了深刻的威胁；退一万步说，即便将美国的金融体系称为美国强大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一种无法复制的经验，因为全球金融霸权只能有一个，美国不会允许任何国家通过复制它的经验达到霸权地位。

所幸的是，新冠疫情无情地在瑞典神话上撕开一道口子，让我们看到其社会治理的内部问题，从而避免当年康有为在德国观察上犯的“短路”错误。我们可以看到，瑞典是一个承平日久、缺乏动员传统的社会，从政府到民众，两百年来都没有遭遇过严重的挑战，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让许多人相信，和平是唾手可得的，自由和平等是理所当然的，瑞典政客和媒体高高在上，动辄批评这个国家不民主那个国家缺人权，缺乏一种同理心，去理解其他地缘政治环境恶劣、资源竞争的国家的生存处境；这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与其人口规模相比，其工业体系可以说是相当强大，但产业部门并不完整，无法生产足够的测试试剂。在疫情持续期间，瑞典从中国进口了大量测试试剂，也毫无意外地发生了对中国测试试剂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事件。

CNBC此前报道：瑞典因自己的防疫策略，被北欧国家孤立

瑞典的公共服务体系面临着财政压力，经历了一定的市场化和权力下放改革，成本得到了控制，但服务质量和整个体系的内部协调程度，却在产生新的危机。最后，由于向中东移民开放所带来的社会内部的政治分歧，瑞典右翼势力强势崛起，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被弱化，瑞典当下的政局是碎片化的，面对新冠疫情，缺乏有担当的政党和政治领导人。

事实证明，面对着全球形势的剧变，不管是采取新自由主义模式，还是采取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许多发达国家都需要认真地考虑自我改革。过去数十年中，发达国家常见的改革是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向新自由主义模式靠拢。这种改革在减轻财政压力、增强社会福利体系的可持续性方面或许是有一定效果的，但也有可能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在新冠疫情的挑战下，一些走错了的改革，也许就要老老实实地改回去。那种认为彼岸的发达国家已经准备好了一个理想的制度等待着我们，只要向着彼岸前进就能够获得和平、自由和繁荣的想法，最终不过是一个幻觉。

2020年，如果我只是在斯德哥尔摩停留一天半，而没有经历过后面的疫情，我有很大的几率成为一个“瑞吹”。然而疫情无情地撕下了各国为自己精心打造的妆容，几乎每个国家都素面朝天、狼狈不堪。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堡垒美国，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堡垒瑞典，都受到了疫情的沉重打击。偶像走向黄昏的时刻，也是“思想解放”的时刻。当各国一起卸掉妆容，人们才能够实事求是地比较，哪些国家做得更好一些，在哪些地方做对了，在哪些地方做错了。

在康有为的游记中，跨国旅行被赋予“神农尝百草”的意义——他要为病重的中国寻找一味治病的药方。康有为并不是简单地假定“中国有病，西方有药”，他有一个以公羊学“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为基础的解释框架，在欧游途中，其实也不断地反思西方自身的疾病。

然而自从上世纪80年代重新打开国门，“中国有病，西方有药”确实成了许多知识人的潜意识，即便像康有为一样偶尔反思一下西方自身的疾病，也会被视为心态封闭的症状。但在2020年的疫情中，朴素的常识就可以告诉我们，美国真的病了，不仅疫情控制一塌糊涂，其执政者在其他的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特征，并且将过去数十年中被我们是为“药”的许多实践视为“病”；甚至连“浓眉大眼”的瑞典，也病了，其引以为傲的社会福利体系在疫情期间的表现可以说是灾难性的。究竟什么是“病”，什么是“药”，过去40年里人们最为熟悉的那套认知框架，或许已经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了。

怎么办呢？在姜文2018年上映的电影《邪不压正》里，“前浪”蓝青峰对不断“找爹”的“后浪”李天然说：“你该找个自个儿的儿子了。”在影片的最后，李天然站在屋顶上极目远眺，背后是蓝色的天空，风吹起了他的长衫。二十世纪中国有一幅著名的油画与这个画面非常相似，只不过年轻的主人公的右手夹着一把红色的雨伞。百年来仁人志士奋斗探索历程的诸多精髓，就凝聚在这句话和这个画面之中。2020年，也许是我们重温它们的恰当时候。

《邪不压正》电影片尾截图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