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之下，瑞典不得不雇佣大量外籍护工来补充缺口，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会说瑞典语，与病人沟通当然会出现很大问题。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瑞典甚至临时调动空乘人员（反正他们也是闲着！），经过简单的医疗培训，从事医护工作。同时，瑞典医疗系统的个人防护设备也非常少。与法国政府类似，由于相信全球化供应链，瑞典政府不断清理库存而不作补充，疫情爆发时候，医疗系统并没有多少口罩可用。如果说医疗体系平时可以勉强维持，到了医疗需求突然暴增的时候，很快就达到临界点，被迅速击穿。

第三，在政治体系方面，瑞典当下拥有一个执政党比较弱势的政府。

社会民主党是瑞典长期执政的老党，但由于2015年以来的欧洲难民危机，瑞典右翼势力崛起，冲击了社会民主党的地位。来自社会民主党的时任首相勒文在2018年9月下旬一度遭遇新兴的瑞典民主党联合其他中右翼政党发动的不信任投票，被赶下台。根据瑞典选举制度，议长提名新首相人选，但新人选也遭到议会投票否决。

议会中政党势力重新组合的结果是，尽管反对勒文继续担任首相的票数仍然占据相对多数，但没有过半数，勒文“起死回生”，重新出任首相。但勒文显然意识到自己处于弱势地位，加之其执政风格一直是协调型的，并不乐于作决断和承担责任，于是在疫情到来之后，宣称尊重专家的专业意见，号召瑞典人自觉自愿地执行政府非强制性的防疫建议。可以设想，如果瑞典议会中的政党格局没有那么碎片化，瑞典社会民主党能够掌控局面，瑞典的抗疫格局可能会非常不同。  

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

第四，瑞典社会缺乏紧急状态的经验。瑞典宪法中缺乏对于和平时期出现重大危机时政府进入紧急状态的应对机制，要进行抗疫就需要修改一系列单项法律（如教育法、规划与建筑法、疾病防控法）给予政府的授权。

不过，议会修改单项法也未必就不可能实现。在疫情期间，瑞典议会将通过法律修正案所需要的议员数由原来的349名降为55名，只要有55名居住在斯德哥尔摩的议员投票就可以修改法律。因此，法律上的障碍不是大的问题。

关键还是，瑞典自从1814年卷入最后一次战争之后，就缺乏社会动员的经历。它的民主化和工业化是通过渐进的改良实现的，造成的社会震荡比较小。瑞典限制50人以上集会的防疫政策，已经是两百年来未见的限制，对于瑞典人已经是比较大的心理冲击，要采取更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民众在心理上会有相当大的障碍。

第五，瑞典前些年对于公共卫生和保健机构的改革，也分散了权力与责任，降低了体系的协调性。瑞典的公共卫生和保健主要由各自治区域负责，在中央政府层面由专门机构来负责，如瑞典公共卫生机构和瑞典民事应急机构。卫生保健部门的权力下放，导致各区域各显神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检疫政策难度变大。而专门机构的权限较大，使得政治家可以较为容易地将政策制定的责任推给专家。

而瑞典卫生部门依靠的专家显然不是那么靠谱，瑞典“钟南山”安德斯•特格内尔（Anders Tegnell）从一开始就对疫情持悲观态度，认为最终只能依赖于群体免疫，或者免疫与疫苗相结合。因此，可以放任病毒缓慢传播，关键是压低重症患者的增长曲线，降低医疗系统崩溃的风险，让更多人产生抗体。当医院和养老院里病人一批批死去，安德斯•特格内尔表现得十分冷静，他说：我真的不认为还有什么事是我们能做的。

第六，瑞典经过福利改革，养老服务管理的权力也下放到了地方，中央政府只负责制定政策以及监督地方政府相关服务的提供与实施。290个市负责照护老人的具体事宜。一些地方将养老服务设施私有化，委托给民间资本经营，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私营养老院比例高于百分之五。但一些养老院的设备和服务质量堪忧，而中央的监督能力完全跟不上需要，更不要说中央政府自身的对疫情的反应是多么滞后了——疫情爆发后，到4月1日，政府才在全国范围内下令封闭养老院，禁止家人探视，但当时病毒已出现在斯德哥尔摩的养老院中出现。

老年人护理部门也缺乏资源和培训来应对这场危机。瑞典最大的工会之一Kommunal在3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其在斯德哥尔摩的养老院工作的工会成员中，有40%是签短期合同、领时薪的非熟练工人，23%完全是临时工。许多人同时做好几份工作。即便养老院已经禁止家人探访，护工也会成为疫情防控的缺口——这些人不戴口罩往返于不同的工作地点，造成感染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还有报道称一些养老院死亡率偏高与许多工作人员不懂瑞典语有关。

面对这一局面，瑞典政府亡羊补牢，宣布将拨钱雇佣一万名护士助理和护工，同时给予已有的人员在岗培训，已接受培训者将获得更稳定的雇佣待遇。但怎么在短时间内完成人员的扩充，显然也是个很大的挑战。

而这一切都提示我们，瑞典的社会民主模式，面临着国内与国外的多重矛盾，其本身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社会的老龄化，以及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新自由主义大潮，不可避免地对瑞典执政精英产生影响，使得他们担心原有的社会民主模式的可持续性。

经过国内势力的博弈，瑞典大体上坚持了社会民主道路，但也采取了很多改革措施，以减少财政负担。比如医疗和养老院管理权限的下放，私营服务提供者的引入，就与“财政减负”的考虑相关。但“财政减负”的副作用，可能是养老体系的“散装”特征更为突出，各地养老院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这在平时不是特别明显的问题，在疫情期间，就可以成为致命的问题。

瑞典在市场化改革方面没有像许多其他欧洲国家那样走得那么远，同时政府对福利体系的投入跟不上需求，这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瑞典的医护工资不如一些邻国那样更具竞争力，这直接导致了人才外流，医疗和养老体系出现人手不够的情况，于是一方面关闭医疗点，一方面雇佣许多不懂瑞典语的外来劳工，而这都成为控制疫情的不利因素。瑞典仍然是社会民主国家，但其公共服务质量的短板，在疫情期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