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系统性贫穷”的制度性修补：债台高筑的政府和萎缩的中产

作为对“系统性贫穷”的修补，美国政府转移支付的规模越来越大。在收入科目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以政府支出的单方面增长修补制度性漏洞，不仅不可持续，更有可能消耗经济增长中的合理成分，造成更加畸形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支出端，美国政府修补“系统性贫穷”的所有尝试，本质上是向高价服务业源源不断地输送利益。1981年以来，联邦政府用于医疗的开支增长24.8倍，同期的财政收入、支出增幅分别为7.4倍、9.1倍。

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医疗行业利润的快速增长，2022年美国医疗行业公司税前利润是1998年的11.5倍，同期的行业均值为4.7倍，而同期家庭消费支出、医疗支出分别是1998年的2.9倍、3.5倍。

2023财年，美国各级政府用于医疗转移支付的开支总和为2.59万亿美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例为27.8%。在当前的医疗制度下，美国政府修补“系统性贫穷”的所有努力注定是于事无补的。

除医保转移支付外，收入转移支付是美国政府第二大支出，2023财年支出2.26万亿美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例为24.3%。医疗、转移支付两项开支占比过半，结果却是美国底层50%的家庭负债率连年攀升，2022年为64.8%，比1998年高出9个点。相比之下，富人阶层的负债率却出现了下降趋势。

负债率一正一反的反向变动，是对美国政府修补“系统性贫穷”工作的全盘否定。

收入端，美国的税收制度造成了中产阶层萎缩的客观事实。美国奉行直接税制度，即以征收所得税为主，2023财年美国联邦税中，个人所得税2.5万亿、社保税1.5万亿、公司所得税4750亿。

个人所得税是美国政府转移支付的主要来源。以联邦层面个人所得税税率为例，年薪12万美元的个人综合税率为10%左右，叠加州所得税、州以下政府所得税，美国中低收入家庭的综合税负不低于10%。相比之下，富人阶层以持有股票、期权为主，只要不产生资产交易活动，就不会产生所得税，同时可以聘请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编造各种抵扣明目规避个人所得税。因此，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中产阶级是美国税收的主要贡献力量。

从收支两端看，美国政府修补“系统性贫穷”的主要举措是在中低收入群体内部进行再分配，即向中产阶级课税以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福利。这种修补方式导致了美国中低收入群体的集体福利损失。从美国现有资产分布来看，这种修补方式是失败的，它破坏了二战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根基。

美国的“系统性贫穷”始于里根政府新政，它的实施削弱了联邦政府通过二次分配调控收入差距的能力。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里根和老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基尼系数大幅攀升。这一变化揭示了美国经济制度的实质：赤裸裸的资本主义。

里根和老布什

在自由主义者眼中，里根新政是“藏富于民”的“良政”，但其实质是藏富于“公司”和“富人”、扼杀穷人分享经济总量增长的“劣政”。

04. 美国经济问题的启示

里根政府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实质可归纳为：消费的“价格升级”和收入的“顶端膨胀”，前者向后者输送源源不断的分红与权益增值。这种畸形的增长结构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反面案例，我们应“以美为戒”。

启示一：我们需要消费的数量扩容和质量升级，而非简单的“价格升级”

美国以其特有的指标“创新”创造了单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美国模式”，多数主流经济学家以美为标，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应以消费拉动为主。相比消费拉动增长的总量效应，我们更应把注意力放到消费的结构效应之上。

以医疗消费为例，它的上游只有医院、医药制造和化工合成等，扩大医疗消费的结果必然是消费的“价格升级”，消费的集中度不断提高，总量支出增加、但人民幸福指数很低。因此，我们应反其道而行之，降低消费的集中度，通过供给侧改革，以增加消费种类、提升消费质量等方式推动消费升级，同时带动就业扩张和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

美式消费升级的核心在价格上涨，我们的核心在供给扩容。这里有一个基本前提，消费分类基础上的结构性增长，消费分级是前提，结构性增长是长久之策。

黑五期间的大抢购

启示二：我们需要收益向下兼容的金融创新，而非向上流动的“利益收缴”

美式金融创新的核心是多层次的金融嵌套，它是实体资产供给萎缩的必然结果。随着存量资产折旧的扩张，权益与分红日益集中在少数股东手中，形成了事实上的权益垄断和“利益收缴”。

我们应集中精力扩大实体资产规模，增加权益供应，降低股权分红门槛，形成事实上的普惠金融制度。

指标上看，美国金融创新的核心是提高市净率（Price to Book，简称PB）,我们的核心是降低PB。一正一反体现的两种社会制度，提高PB必然导致供给短缺下的金融操纵，降低PB其实是权益供给充盈的普惠金融。

启示三：我们需要名实兼顾、实事求是为主的指标体系，而非粉饰太平的数字游戏

GDP指标的前提是实体经济货币化，它的核算依然停留在“拜物教”的层次。单纯地核算GDP难免落入“唯GDP论”的数字游戏，从而忽视结构问题，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符合辩证法的历史传统。

在开展国际比较时，既要借鉴PPP指标开展总量比较，也要通过新设指标体系开展结构比较。以消费为例，创建“消费幸福指数”，以非医疗、住宿消费与医疗消费的比例核算，由此可得到2022年中美两国家庭部门的“消费幸福指数”分别为7.8、2.9。考虑到收入对医疗消费的影响，可按照不同收入组进行比较，降低低收入国家指标偏高带来的偏差。

除此之外，还可通过对对人均权益份额、权益均价、权益可得性等指标赋权加总，设置金融普惠指数。

以上三个启示分别对应美国经济的增长逻辑、权益私有和中国的指标体系创新，限于篇幅，三个问题另文分析。

注：本文为美国经济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后续文章更精彩，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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