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无中国”：十七世纪以后东亚还有认同吗？

在相互的对望中，可以看到彼此难以自我发现的死角，更可以看到彼此不同的眼光和立场，朝鲜使者的各种清国行纪正可作如是观。前面我们说到，在《燕行录》中体现的朝鲜人对于明代文明的固守与对清帝国的蔑视，奉明朝正朔而不用清之年号、坚持穿明代服装而抨击清代衣冠，自称中华而指清为蛮夷，其实，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当时朝鲜人的政治服从、经济朝贡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分裂，一方面又使当时中国人看到朝鲜人之后，不由有故国黍离之思，刺激了汉族历史回忆。这是一个历史的大题目，由此可以想到的是，在丰臣秀吉发动壬辰之役（1592）以后的日本、明亡（1644）后的朝鲜，似乎已经放弃了对中华的文化认同姿态，东亚诸国对于清帝国的这种看法转变，究竟如何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和思想？

朝鲜将领李舜臣。壬辰之役（1592年—1598年），指明朝万历年间明朝和朝鲜抗击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此役是明朝对外战争最后的辉煌，不仅保卫了朝鲜半岛，进一步巩固了中朝友谊。而朝鲜从亡国到复国，实力被严重削弱；日本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被削弱而间接导致德川幕府崛起；明朝的国力受到较大损耗。因此，从长远来看，万历朝鲜之役实际上起到了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 奠定了之后亚洲三百年的和平局面。

近来，很多学者包括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学者都好谈“东亚”这个话题，有时候，“东亚”作为一个和“欧洲”或者“西方”对应的文化共同体，似乎也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可是，如果说这个“东亚”真的存在，恐怕只是十七世纪中叶以前的事情。在明中叶以前，朝鲜、日本对于中华，确实还有些许认同甚至仰慕的意思，汉晋唐宋文化，毕竟还真的是“广被四表”，曾经让朝鲜与日本感到心悦诚服，而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也就在这种众星拱月中洋洋得意。朱元璋刚刚重新建立汉族王朝的时候，他曾经说：“古者中国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番邦远国，则每世一朝，其所贡方物，不过表诚敬而已。”在这种看似宽宏大量的话语下面，是天下归一的自信和俯瞰蛮夷的傲慢。

如果说，这种以中华为中心的文化认同暂时还可以维持“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存在，那么，这一切从十七世纪以后开始变化。

先是日本，自从丰臣秀吉一方面在 1587年发布驱逐天主教教士令，宣布日本为“神国”，一方面在 1592年出兵朝鲜，不再顾忌明帝国的势力，其实，那时的日本已经不以中国为尊了，不仅丰臣秀吉试图建立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大帝国，就是在学了很多中国知识的德川时代的学者那里，对于“华夏”和“夷狄”，似乎也不那么按照地理学上的空间来划分了。从中世纪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衍生出来的三国鼎立观念，到了这个时候渐渐滋生出一种分庭抗礼的意识，他们开始强化自我认识。1614年德川秀忠发布“驱逐伴天连之文”中，自称是神国与佛国，“尊神敬佛”，在文化上与中国渐行渐远，特别是到了清朝取代明朝以后，他们更接过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形成所谓“日本型华夷观念”，使日本形成了神道日本对儒家中国，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

德川秀忠（1579年5月2日-1632年3月14日），幼名长松丸。安土桃山时代到江户时代武将，江户幕府第二位征夷大将军，是德川家康第三子，母亲为侧室西乡局（西乡阿爱）。

接着是朝鲜，毫无疑问，在明帝国的时代，朝鲜对于“天朝”也有疑窦与戒心，正如今西龙在《箕子朝鲜传说考》中说到的，朝鲜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有两种相反的思想：一是受到中华文化之教养而仰慕中国，甘心成为其藩属；另一是潜藏在民族性格内部的自尊思想，这两种相反的思想同一地呈现在箕子信仰之中。尽管他们对明帝国始终有离心力的牵引，但神宗再造之恩再次使他们强化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洪翼汉，对实存明朝观感的恶劣与对文化故国认同的忠诚就是一例。

但是，本身是蛮夷的满洲入主中国，改变了朝鲜人对这个勉强维持的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所以，朝鲜使者出使清国时，他们很清楚这是到一个文化不一样的异国，“衣冠非我也，语言非我也，风土非我也，形形色色，触境可骇”，在异国的土地上他们觉得自己是他乡人，所以才会“异乡逢辰，客心凄凄，土炕寒灯，归梦忽忽”。在朝鲜文人的眼中，“中国”似乎变成了两个：一个是历史上曾经如此辉煌的“大明”，一个是现实中已然堕落的“大清”。历史上的中国与现实中的中国，在朝鲜使臣的心中分裂成为不再重叠的两个，他们在文化上追随前者，在政治上臣服后者，这构成了东亚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一道奇特的风景，并在观念世界中一直延续至今。

本文摘自《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原标题为《十七世纪中叶后朝鲜对中国的观察与想象》，观察者网经授权转载自“活字文化”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