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常常会对此很不以为然，以为应该强调知识、科学、技术、文化等才对，靠农民工人有什么用。但这种看法其实是片面的，而且是缺乏政治学常识的。任何学过一点西方政治学的人都应该知道，现代政党的政治生命取决于它是否有西方所谓“草根基础”，即中国所谓群众基础。如果一个党由一大批诺贝尔奖得主组成，那不但是什么用都没有，而且根本就是不知政治为何物。这在任何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基本常识，即政党的生命取决于是否有草根政治的基础，取决其民众基础。

实际上毛泽东在1969年前后提升工农在中央委员会比例的做法，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也都在做类似的改革，他们改革的根本方向都是要政党更有群众代表性。美国的民主党在68年首先规定党代表中必须有多少黑人，多少女人，多少拉丁裔人等硬性比例，随后美国的共和党也只能跟进，因为都要争取群众基础。而毛泽东文革中则是要求中央委员中必须有工人多少，农民多少，女人多少，他也是强调这个，他是要求把这个社会结构带进来。我们今天过份强调学历、学位、实际上是有片面性的，从政治上讲，并不是说你文化程度越高越好，如果没有草根政治，没有群众基础，只有一大批高学历高学位的人指手划脚，有什么用。

不过这里有必要强调托克维尔提出的一个重要政治学区分，即两种“集权”和两种“分权”的区别。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民主在美国》中比较美国政治和法国政治时指出，很多人都错误地认为美国政治和法国政治的差别就在于美国是分权的，法国是集权的，他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是混淆了两种根本不同的集权和分权概念。这就是他提出的“政治集权”和“行政集权”的区分，以及与此相应的“政治分权”与“行政分权”的区别。

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要繁荣昌盛必须要“政治集权”，而英国和美国恰恰是这种“政治集权”的典型，亦即英国和美国能形成统一的政治意志，“整个国家就象一个单独的人在行动，它可以随意把广大的群众鼓动起来，将自己的全部权力集结和投放在国家想指向的任何目标”，而法国却恰恰是“政治分权”的典型，即总是被内部分歧撕裂而难以形成统一政治意志。但同时法国却是“行政集权”的典型，即一切具体管理事务的权力都在中央政府的官僚机构，在这些具体事务上地方反而没有什么权力，而美国则是“行政分权”的典型，即各种具体事务的管理特别是地方的发展是由地方政府管辖的。

我们实际可以认为，毛泽东时代实际形成了中国式的“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的统一。毛时代一方面是高度的政治集权，即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但另一方面，则形成了高度的“行政分权”特别是经济结构向地方倾斜的“地方经济分权”，摆脱了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高度“行政集权”模式。上面提到的谢淑丽（Susan Shirk）的专著指出，毛泽东破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而走向“行政分权”的道路，实际导致了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完全不同于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结构。例如中国在计划经济最高度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换言之，苏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辖之下，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国经济决策和协调特别向地方政府倾斜。

谢淑丽的研究发现，中国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这种高度“行政分权”的结果，是中国和苏联的经济结构截然不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特点是企业数量少，但企业规模大，专业分工程度高，现代化程度高，中国的经济分权化特点则是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而且非常土。

谢淑丽指出，1978年的时候，苏联一共只有四万个企业，但规模都比较大，中国却有三十四万八千个企业，其中只有四千规模比较大，其余三十四万四千个企业都是中小企业，而且当然都是很落后。这样大数量而且落后的中小企业是不可能被纳入中央计划体制的，大多数甚至都不是省级企业而都是地县以至乡镇管辖的企业。

但在谢淑丽看来，正是中国和苏联体制的这种不同，决定了苏联的经济改革难以成功，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可能成功。因为在苏联体制下，中央计划经济以外几乎就没有经济，因此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完全取决于国营企业改革，如果国营企业改革无法成功，则整个经济改革就必然失败。但国营企业的改革事实是最困难的，因为涉及无数利益关系。而中国经济改革所以可能成功，恰恰就在于毛泽东时代已经造成大多数经济都不在中央计划管辖内，而是在中央计划以外。

毛泽东把相当大的财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已经给了地方，所以中国的许多县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经济上可以自行其是，因此中国经济改革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并不依赖国营企业改革，而是主要由中央计划以外的地方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它能够在计划的国营企业之外又发展了一套新的经济主体，是由地方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所带动的。而这种改革道路是高度专业化分工的苏联体制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苏联的地方并不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并不是可以自行其是的独立经济系统，因此苏联东欧的特点就是其经济改革无法形成一个在计划体制之外快速发展的活跃经济。

谢淑丽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一条与苏联东欧不同的道路，原因就在于七十年代末以来的邓小平改革，实际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地方分权化”基础上进行的。她特别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同样是依靠地方的，例如首先在广东福建建立“经济特区”，以及1992年的著名“南巡”，都与毛泽东依靠地方发动地方的做法如出一辙。不但如此，在她看来邓小平改革的地方分权道路，只有在毛泽东已经造成的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地方分权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邓小平时代的地方分权化实际是毛泽东时代地方分权化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