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傅正】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无产阶级跟其他被压迫阶级和民族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当时称为“联合战线”），具有鲜明的理论意义。

与欧洲资本主义强国不同，中国的无产阶级比较弱小，这决定了它只能走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走联合全国各族被压迫人民的统一战线道路。并且，统一战线道路还必须扩展为联合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被压迫民族。

统一战线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根植于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下简称“《二大宣言》”）的理论基础则来自列宁的经典《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要理解《帝国主义论》和《二大宣言》的理论价值，就必须追问这些问题：为什么在落后的农业国家有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在落后的农业国家做些什么？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有一段著名的表述：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极为落后，根本不存在庞大的工人阶级。这样的国家难道不应该先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等到工人阶级队伍壮大以后，再考虑建党的问题吗？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发展，图自“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网站”。

事实上，类似的质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夜就已经存在了。1920-1921年，中国知识界爆发过一场社会主义论战，它与“问题与主义”之争、无政府主义论战一道构成了五四时期的三大论战。

在这场论战中，以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就明确提出，中国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而不是推行劳农专政。比如张东荪就说：“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1]梁启超则强调，中国目前的社会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的矛盾，因此组织“国民废兵运动大同盟”要远比成立无产阶级政党重要。[2]

须知这些改良主义者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恰恰相反，他们在不久前还宣传过马克思主义，他们很善于搬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公式否定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比如蓝公武就宣称：“试问在这种小农业和手工业的制度之下，生产器具如何去公有？”“试问我们中国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生产方法？”“没有，就讲不到社会主义，要行社会主义，应当先去实行工业革命。等到有了可以公有的生产器具，才可以讲到公有。”[3]张君劢更是当面求教过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的权威理论家，在他眼里，德国社会民主党而不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才值得中国人效法。[4]

显然，如果不对上述质疑进行有力的反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开展就没有理论上的支撑，就没有必要的正当性。这就是1920-1921年社会主义论战的基本背景。但遗憾的是，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比较幼稚，他们缺乏成熟的理论积淀，相关回应往往落不到实处。

比如李达曾这样痛骂张东荪：“张东荪本来是一个无主义无定见的人，这几年来，他所以能够在文坛上沽名钓誉的，就是因为他有一种特长，会学时髦，会说几句言不由中的滑头话。他作文章，有一种人所不能的特长，就是前言不顾后语，自己反对自己。这是因为他善变，所以前一瞬的东荪，与后一瞬的东荪是完全相反的。”。[5]这番“批判”与其说体现了理论的自信，倒不如说体现了理论的心虚，否则李达何至于理屈词穷而不得不进行人身攻击呢？

陈独秀、戴季陶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存在明显的硬伤，比如他们口口声声自己只反对资本主义或资本家，而不反对资本。[6]但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7]哪有把资本与资本主义决然割裂的道理呢？讽刺的是，反而是改良主义者蓝公武了解这番道理，如他所说：“资本和人，雇主和工人，是不能明白划分的”。[8]

1921年8月20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图自“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网站”。

社会主义论战遗留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在中共一大上得到充分的解决。纵观“一大”文件，并没有只字提到相关内容。当时的共产党人仍然是马列主义理论的初学者。

事实上，当年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问题同样是列宁曾经面临的问题。按照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说法，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越高，越接近于社会主义；只有中西欧的无产阶级才是成熟的力量，因为中西欧的资本主义最发达。这样的经济决定论思维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判断。在第二国际理论家看来，“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基础的；我的国家的胜利会加速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也就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我的国家的失败会阻碍国内经济的发展，因而也就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到来。”[9]在这个逻辑的驱使下，这些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纷纷支持本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战争，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抛到了九霄云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