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30年10月，蒋公刚刚在前方击败了阎锡山、冯玉祥，就踌躇满志地致电国民党中常会：“中正以为目前第一要务为提前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召集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时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准备以国家政权奉还于全国国民”。

该电报韵目为“江”，故被称之为“江电”。下图为10月7日《民国日报》的报道：

胡适在10月7号的日记中剪报黏贴了《蒋请开国民会议之江电》，但没有评论。

按照蒋公的如意算盘，实施“宪政”，就需要在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五院之上设置一个“代表民意”的总统，总统职位当然是由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公担任。

他的提议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胡汉民的强烈抵制，双方矛盾愈演愈烈。自1931年起，蒋公开始在日记中痛骂胡汉民。

2月6日：“胡则内讧，孙（连仲）则跋扈，内外夹击，此何时耶？”

2月10日：“晨起，与立夫谈国民会议筹备事。胡专欲人为其傀儡，而自出主张，私心自用，颠倒是非，欺妄民众，图谋不规，危害党国，投机取巧，妄知廉耻，诚小人之尤也。惟余心暴躁发愤，几忘在身矣，戒之。”

2月13日：“贪天之功，侵人之权，总理对胡汪之所以痛恨者，此也。阻碍革命谋倾党国，其罪不可恕也。”

2月14日：“自彼加入政府之后，政府即行不安，党部因之内讧，二年来，内战不息者，其原因固不一端，而推批究总因，实在其政客私心自用，排除异己之所致，吾人不察，竟上其当，且受不白之冤，年来牺牲部下与人民损失如此之多”。

2月15日：“破坏党国，阻碍革命，阴险小人，终不自觉，为之奈何？继以‘司大令’自居，而视人为‘托尔斯党’，故对中外人士皆称余为军人而不知政治并诋毁政治之无能，而其一面妨碍政治，使各种要案不能通过执行，其用心之险，殊堪寒心。”

2月16日：“彼阻碍四中全会之提案，明既签字，暗又反对，今又把持国民会议，人为其名，彼受其实，此诚小人之尤者也。”

……

其频率之高，几乎到了每天必骂的地步。

老实说，我每次翻阅蒋公日记，都感觉此人心理不大健康。他这样骂人，每骂一次，受害感就加深一分。越骂越恨，越恨越骂，完全停不下来，已经全然不记得胡汉民当初是怎么支持他的了。

骂着骂着，蒋公终于冲动了。

2月25日，蒋公写下了一段长长的日记，历数胡汉民各项罪状：

下午会客后，为胡事，又发愤怒。回汤山休息。彼坚不欲有约法，思以立法院任意毁法变法，以便宜私图而置党国安危于不顾，又言国民会议是为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不言约法，试问无约法，何能求统一，何能言建设。……且彼既以随侍总理数十年，自命此国世人所皆知为我总理之左右手也。但民国元年本党所既得之革命政权，而彼等人必欲强总理让于袁贼，终总理之世，使本党革命卒无一成者，无非为满军所把持劫夺，使总理孤立无援，有志之士皆欲随总理革命，而不可得。其阻碍革命，破坏革命之罪恶，不自知悔悟。以总理伟大勇决之精神，卒为彼等褊挟刻薄者所断送。

三天以后，28日，蒋公记道：

本晚宴客，留胡汉民在家，勿使其外出捣乱也。

次日举国舆论哗然，宁粤分裂的导火索正式点燃。

六

蒋公软禁胡汉民，国民党高层广东帮惊骇失色。孙科、陈济棠、古应芬等人相继联合起来，集体反对蒋公。汪精卫更发表《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表示要与胡汉民捐弃前嫌，共同反蒋。几个月内，桂系军阀李宗仁连同“再造派”“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云集广州，另立国民政府。

也正是在宁粤分裂期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9月18日当天，蒋公还在“筹划对粤对匪策略”：

一、对粤决令十九路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共为四届委员，余在四全会中引咎辞职，而属陈蒋蔡等应之，如粤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得路成，再剿赤匪，否则欲速不达，否难见效也。

日寇突然进犯，令蒋公在日记里着实表现了一把不惜死战的姿态。

9月26日：“我不能任其枭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后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10月7日：“故倭寇果逼迫于我政府至绝境，而使我民族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能顾，惟有牺牲一己，表示国家之人格与发扬民族之精神，不能不与倭寇决一死战。”

按照他的说法，我本欲同日寇决一死战，以维护中华民族独立之精神，奈何粤逆背后捅刀，为一己之利而不惜与日寇暗通款曲。

今天没有直接证据表明“粤逆”确实暗中勾结日寇，他们竭力谴责蒋公的不抵抗政策倒是真的。但蒋公斥责他们为了一己之私而不顾国家公器，同样是句实话。

几年以后，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这次会议确立了总裁制，蒋公终于摆平了他过去一直未曾摆平的党权系统。次年，汪逆投敌，蒋公终于战胜了广东帮。

从表面上看，此时军权与党权终归于一统。但蒋公真的赢了吗？只消看看国民党各路军头保存实力、拥兵自重的基本事实，便不难得出结论。而最大的受害者总是日寇铁蹄之下的中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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