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傅正】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每当人们提起“九一八”，总绕不开一个问题：这时蒋公在干嘛？

无疑，蒋公正在写日记。第二天，也就是9月19日，他写道：

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

按照蒋公的说法，日寇悍然挑起事端，侵略我国东北，是看准了“粤逆叛变”的有利时机。

蒋公对“粤逆”深恶痛绝。他接着把对于“粤逆”的痛恨上升到了国民性批判的高度：

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

看起来，相对于被他称为“匪祸”的工农红军，“粤逆”更是心腹之患。

这段日记末了，蒋公还不忘加上一句：“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这个发挥十分稳定。

一

这年“双十节”，蒋公在日记里下了一份“罪己诏”：

自十七年双十节就国府主席以来，至今正三年矣。此三年之中，祸患迭起，战乱频乘，而尤以最近半年内为特甚，此皆余智力不足，用人失当，不能自拨之过也。外侮内忧，天灾人祸之未固，由余德薄之所致。

总之，在我就任国府主席这三年里，国家动荡。我智力不足，用人失当，导致祸患迭起、战乱频乘。我德性微薄，导致外侮内忧、天灾人祸。都是我的错啊。

但关键是后面半段话：

而所以致余至此者，乃自名为一般老党员争权夺利，舍责避怨，宁使党国灭亡而不愿新进后起，其意气用事，实足以灭亡而有余也。世人不察，皆加罪于余一人，余亦愿其任咎。否则无人能胜此重任也。余于此惟有忍辱负重死而后已耳。

这一切都是那群“老党员”争权夺利，为了一己之私不惜牺牲党国利益。我只是为他们背锅啊。为了党国，我只有忍辱负重死而后已。

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看我日记。

这群让蒋公背锅的“老党员”，就以胡汉民为代表！

胡汉民（资料图）

比如蒋公在10月22日的日记里就痛骂胡汉民：“此种卑劣政客既陷总理于前，今且毁卖党国，不顾一切。胡贼之罪，是在毁灭党国于其一人之手也。”

骂完胡汉民，还不忘顺带对公子孙科的表现感到惋惜：“余于下午往访若辈，而以阿科为最不争气，甚为总理叹惜也。”搞得自己是先总理的托孤重臣一样。

仅仅一个月后，蒋公对于胡汉民的愤怒就到达了新的高峰：

11月25日：“胡逆汉民之肉，不足食矣。”

11月27日：“胡展堂（胡汉民，字展堂）、陈友仁之肉不足食矣。”

11月30日：“国无纪律，人无道义，此国事之所以乱，胡汪孙肉不足食矣。”（胡汪孙，即胡汉民、汪精卫、孙科，这回蒋公不惋惜“阿科为最不争气”了，索性改为吃肉了。）

不禁令人好奇，胡汉民何德何能，竟至于让蒋公一周之内三食其肉？

又，所谓“粤逆”跟九一八事变有何关系？为何蒋公要把九一八事变的责任推到“粤逆”头上？

其实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前，蒋公就已经提出了声名狼藉的“攘外必先安内”说。1931年7月，日寇挑起万宝山事件，唆使朝鲜暴民残杀我国群众。蒋公在当月22号的日记里写道：

盖攘外必先安内，革命而为救国，亦惟保全民族之元气。而后方能御侮，完成国家之统一而后乃能攘外。今日之战争，乃为救国与卖国之战，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人之爱国，当有同心，阋墙御侮，古有明训。

反映万宝山事件的漫画。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日本在吉林省万宝山村刻意策划，事件意在引发中国与朝鲜民众间的冲突，为后续侵占东北三省的计划布局。

这是他第一次提到“攘外必先安内”。次日，蒋公就发布《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其中说道：

次如无粤中救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很明显，“安内”的对象不仅是工农红军。相较红军，“粤逆”更是心腹之患。

蒋公与“粤逆”的矛盾是怎么产生的？国民党“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原因是什么？

二

公正地说，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有十足理由痛恨胡汉民，于蒋公则不然。胡汉民在两年前还对蒋公帮扶有加，蒋公却顷刻之间恨不能生啖其肉，其变脸速度堪比川剧。

造成这一切原因既复杂又简单：蒋公不是广东人。

这绝不一句戏言，更不能做片面的理解。今天中国社会人口流动频繁，大家都说普通话，虽然南北口音不同，但交流起来几乎没有障碍。我们已经很难体会当时人的乡土意识了。

建议大家发挥一下想象力，如果没有标准国语，一个浙江人和一个广东人见面各自说方言，该怎么交流？

方言的巨大差异弱化了民族国家的意识，却强化了地方观念。一则同乡同籍，再则门生故吏，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两大顽疾。这两大顽疾同样体现在国民党头上。

关于乡土因素对于国民党派系斗争的重大影响，早已得到学术界的重视。比如罗志田教授就有论文《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

在我看来，对于该问题最系统的阐述来自于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金以林所长。金所在专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中就以乡土观念为线索，重新梳理了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斗争。

必须坦承，我写作本文时尽管参考了其他资料，但主要思路和观点来自于金以林研究员。如果读者朋友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此问题，当阅读金著，尤其是该书的第11章“地域观念与蒋介石的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