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广东乡土意识从一开始就纠缠着国民党。冯自由撰写《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记录了286名兴中会会员的生平事迹，其中271人是广东籍，占95%。毫不夸张地说，国民党的前身就是一个以海外广东人为纽带结合起来的团体。

这个现象即便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仍然没有得到改变。比如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吴永生竟然正式提案，要求所有报告、提案和决议都要翻译成粤语，并获得了通过。

蒋公作为浙江人却深陷广东帮之中，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应该不难想象。用他本人的话说：“粤人重地域而排外，其私心较任何一省为甚也。”

电影《革命者》以李大钊和蒋公为对手戏，勾画剧情冲突主线，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蒋公的籍贯和口音决定了他在国民党内的起点很低，绝不可能有电影里虚构的那种地位。

《革命者》海报

举个例子，蒋公早年在粤军中担任的基本都是参谋处长一类的幕僚官职务，很少有机会掌握带兵实权。我甚至觉得，这个经历造就了蒋公好谋无断的性格，为养成一代微操大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正常逻辑，浙江人蒋公在广东帮会组织中很难有发迹的空间，但广东人的内讧成就了他：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兵变，炮轰孙中山总统府。

失去粤军的支持，孙中山陷入了无依靠的境地。这时，蒋公出现了，他来到永丰舰，坚定地站在了孙中山一边。这让孙中山安心不少，委以蒋公海军指挥权。在蒋公的保护下，孙中山脱离了危险。

这为后来蒋公担任黄埔军校校长，领导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黄埔建军是蒋公掌握军事实权的开始，也为国民党“党”“军”分裂埋下了伏笔。

然而这并不代表蒋公已经得到了孙记广东帮的信任，表现为：一、1924年国民党“一大”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委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共产党人都名列其中，蒋公却落选在外；二、黄埔军校不是他校长说了算，党权高于军权，校长受到党代表廖仲恺的节制。

这种不受信任的状态令蒋公非常不满，以至他一度拒绝出任校长之职。如果说粤军叛变为蒋公崭露头角提供了机会，那么国民党高层广东帮的内讧则为蒋公进一步上升提供了空间。

孙氏集团最核心的成员有“上三”“下三”之说，“上三”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下三”为朱执信、邓铿、古应芬，清一色广东人。朱执信、邓铿早逝，及孙中山去世时，党内以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地位最高。

偏巧胡汉民、汪精卫常有分歧，这就使蒋公有空间时而拉汪排胡，时而拉胡排汪，一步步扩充自己的权力。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身亡。查明主谋是国民党右派团体“文华堂”，而文华堂的骨干是胡毅生，他是胡汉民的堂弟。受其牵连，胡汉民不得不出访海外。

汪、胡、廖三人中，一下子就去了俩，蒋公成为了最大的得利者。不仅如此，他还迫使广东人许崇智交出了军权。

廖仲恺（资料图）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爆发，蒋公又借此迫使汪精卫出洋。

据张国焘的说法，当时谭延闿曾跟他说：“广东这出戏，不能是军事独脚戏，总少不了一面政治招牌；……而且广东这个地方，也不好完全由外省人来掌握一切。……汪既不愿再干，有些人知道胡汉民快要回来了，有意要抬胡出来。”

一贯亲蒋的张静江则向张国焘预言：“这就证明广州的领导并没有把事情办好，现在只有让我们从外省来的人，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加以调整，从根本上来解决一切纠纷。”

谭、张二人立场不同，却不约而同地谈及了国民党内部广东人与外省人之间的尖锐矛盾。这个矛盾在北伐战争开始后，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你想想，蒋公进入上海见到虞洽卿，两人一张嘴飙出宁波话，是什么感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金以林研究员指出，为了抵制广东帮，蒋公羽翼丰满后开始大力发展江浙帮：

北伐前，他在国民党元老中着力捧出的张静江、为他作‘军师’的戴季陶、替他办党务的陈氏兄弟都是浙江人。北伐开始后，他大力拉拢在上海的浙江籍银行家、大商人虞洽卿等，在财力上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受到他特殊信任、曾参加同盟会而始终未加入国民党的盟兄黄郛也是浙江人。以后，在军队将领中最受他信任的陈诚、汤恩伯、胡宗南，主持特务工作的戴笠（军统）、徐恩曾（中统），为他起草文稿的陈布雷等都是浙江人。

我曾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新派旧派其实一派——江浙派。一贯信任本乡本籍的蔡校长会站到同样信任本乡本籍的蒋校长一边，岂不就在情理之中？民国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徒然披着一张“现代”的外皮，骨子里却始终革不去封建社会“同乡同籍”“门生故吏”那一套。

《觉醒年代》中的蔡元培

所有这些使得1927年宁汉分裂既反映出国民党内党权与军权的分裂，又反映出广东帮与江浙帮的分裂。

四

1928年1月，蒋公复职北伐军总司令。此时汪精卫被迫出洋，因为党内元老指责他与中共广州暴动有染。蒋公顺势电邀胡汉民加入南京国民政府，蒋、胡之间开始了他们短暂的蜜月期。

胡汉民的支持对于蒋公而言至关重要，正是他摆平了国民党高层广东帮的势力，使得蒋公能够充分调动政治资源，打赢新军阀混战。

更重要的是，胡、蒋合作暂时避免了国民党内广东帮与江浙帮的进一步分裂，使得党权与军权获得了表面上的统一。可惜蜜月总是那么短暂，统一的假象仅仅持续到1930年中原大战，就戛然而止了。率先站出来拱火的人居然是胡适。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了胡汉民提出的《训政纲领》。这引发了胡适的不满，不久后，他就在《新月》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等文，猛烈抨击国民党的“训政纲领”，鼓吹应结束“训政”，开始“宪政”。这些文章影响广泛，蔡元培便盛赞其“振聩发聋，不胜佩服”。

今天尚没有证据表明胡适受人指使，他批判国民党“训政”，应当是出于自己的独立见解。但讽刺的是，胡适的观点不自觉地满足了蒋公的需要。

是的，你没听错，蒋公需要“宪政”而不是“训政”。理由很简单，在“训政”条件下，军队和政府都必须受到党权节制。蒋公身兼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务，军政大权一手抓，哪能容得国民党中央这个太上皇指手画脚？

当蒋公一步步剪除其他新军阀时，他与胡汉民在“宪政还是训政”问题上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到中原大战结束后就变得不可协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