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那一套，不少出自儒家

关于《春秋》之大旨，曾亲炙于大经学家董仲舒的司马迁心知肚明：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太史公自序》）

引文所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云云，可知前引《韩非子》所载子夏之言，绝不是法家杜撰。

今人一讲起儒家，仿佛就是一群满嘴仁义道德却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学究，殊不察古之士君子娴习礼乐射御书数，招之即能上阵杀敌，况夫孔子相鲁七日而诛少正卯，又哪里是影视剧里摇头晃脑的书呆子模样？

关于孔子，《韩非子》还举过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

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也。”（《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弃灰于道者，刑。”这个有关孔子主张严刑峻法的例子，到了汉儒刘向手里，却被挪用到了商鞅头上：“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

汉儒习惯于夸大秦政的酷烈程度，然而这番话大体已被出土秦简证伪了。不过从孔子主张严刑峻法到商鞅实践严刑峻法，同一个案例的不同说法，是不是能够为我们思考儒法关系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呢？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乱臣贼子之所以惧怕《春秋》，恐怕不只是因为《春秋》行褒贬之事，让他们在史书上留下不好的名声，更在于《春秋》讲授了专政的道理，否则仅凭文人讽议怎么能跟“禹抑洪水”或“周公兼夷狄，驱猛兽”相提并论？

庄子说：“《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孔子有言在先，“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可见正名分是礼乐春秋的基本前提。对于此节，荀子发明最详：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荀子•正名》）

确定概念、划定名分是王者该做的事，倘若概念规范、名分清晰，人群或事物就能分辨得明明白白。某些玩弄修辞、模糊概念、淆乱名分之辈，擅长迷惑群众，使群众陷入无谓的是非争论之中，以满足他们的利益。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大奸，其罪过类似于伪造符节或变乱度量。

名分对于规范和秩序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大抵在礼学家、春秋学家看来，世界天然就有某种秩序结构，每个人、每件事，甚至每个物品在这个秩序结构中都有固定的位置。什么人在什么位置就该做什么事。

一个人称为老师，有“老师”之名，就该有老师的样子；一个人称为学生，有“学生”之名，就该有学生的样子。君主就要有君主的样子，臣属就要有臣属的样子，人民就要有人民的样子，所有人都要遵循这种秩序结构，不能僭越，不可躐等。

郭沫若说：“前期法家渊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礼制的一派。礼制与法制只是时代演进上的新旧名词而已。”说这番话时，郭沫若心中法家的典范是商鞅。《商君书》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礼法以时而定。”

诚然，先秦法家这番论说尚且不能跟欧洲近代的历史主义相提并论，但它至少表明：尽管法家扬弃了永恒的“先王之道”，不再像其儒家老师那样“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却毫不妨碍他们把儒家对礼乐之秩序性和规范性的强调推到了极端。用今人的话说，法家抽调了礼乐秩序的道德内涵，把它变成了一台严丝合缝的冰冷机器。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

《韩非子》甚至举过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极端例子：

昔者韩昭候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所言者贞也，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韩非子•二柄》）

韩昭侯宿醉。掌帽官见状，担心昭侯着凉，把衣服盖在他身上。昭侯舒舒服服一觉醒后，发现身上盖着衣服，就问左右是谁干的。左右回答“掌帽管”。昭侯因此同时处罚了掌帽官和掌衣官。处罚掌衣官，是因为他没有履行职责，及时给君主盖衣服，处罚掌帽官，是因为他越权，干了本该由掌衣官干的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看，杀死商鞅的与其说是秦惠文王、公子虔，倒不如说是他一手推动建立的秦政，否则他何至于感慨“为法之敝一至此”？胆敢触犯秩序者，虽贵为太子首傅、右傅者，照样斧钺加身，何况一客卿乎？

杨立华教授由是描述法家的主张：“在这里，臣民必须像物件一样，安于他们被摆放的位置。任何逾越界限的举动，无论其动机如何，都将受到严厉的惩处。为了使每个人的职责范围有明晰的界定，任何兼职都将被严格禁止”。

诚哉斯言！然而法家这一套不正是从儒家那里学来的吗？倒是大史学理论家章学诚目光如炬：“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类似的思想史转变还出现在清代。乾隆年间三礼学复兴，戴震、程瑶田、凌廷堪、汪中、焦循、阮元等一干江浙大学者纷纷从事礼学研究。这些学术成果没能恢复三代之治，却为晚清时期的群学和国家有机体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顺便说一句，“富国强兵”一语典出《商君书•壹言》。

总之，如果从秩序的权威性出发，我们可以对商鞅之死与儒法之辨做以上解读。而在下篇中，我们将从国家机器与历史理性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探讨“刻薄少恩”的真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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