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儒法关系，别太“二极管”

汉儒桓谭有言：“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卫鞅受之，入相于秦。”这部《法经》集各国法律之大成，据说是我国目前已知的第一部系统性的成文法典。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处于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历史转折时期，说此书是一部制度改革大全也不为过。

商鞅“彊国之术”来源于李悝之《法经》，已得到主流学界的承认。例如钱穆便称：“（商鞅）其变法，令民什伍相牧司连坐，此受之于李克之《法经》（按，原作‘网经，疑误’）也。”

《汉书》则说李悝（克）乃“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从这个角度来说，商鞅系子夏之徒孙，与另一位大改革家吴起同出一门。因此郭沫若称：“商鞅是李悝的学生，与吴起同是卫人而年辈略后。他也是在魏文、武二侯时代儒家气息十分浓厚的空气中培养出来的人物，他的思想无疑也是从儒家蜕化出来的。”

这话多少提醒我们，在思考儒法关系时，最好不要模仿宋明理学家的恶习，不要动辄逼人在“利”“义”之间选边站，并把自己讨厌的人统统归为“管商申韩之徒”。亦如我们在讨论现实政治或社会问题时，切不可像某些公知那样人为地刻画人权/主权的二元对立，或把任何不同意其观点的人统统斥为“极左”，仿佛今天的社会仍然停留在“清算三种人”的时代。

再来说说子夏。关于子夏，荀子讲过一个故事：

子夏家贫，衣若县鹑。人曰：“子何不仕？”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争利如蚤甲而丧其掌。”（《荀子•大略》）

说的是子夏这人穷得叮当响，穿得破破烂烂。有人劝他出来做官，子夏回答：“傲视我的诸侯，我不做他的臣子；傲视我的大夫，我不再见他。柳下惠穿得跟看后门的人差不多，因而不被人怀疑，这不是一两天的传闻了。争夺此等小利而失掉操守，有如抓住了指甲而丢掉了手掌。”荀子赞扬子夏像“古之贤人”那样“自嗛其行”，“贱为布衣，贫为匹夫，食则饘粥不足，衣则竖褐不完，然而非礼不进，非义不受”。

其实荀子对于子夏的态度很有趣：一边高度赞扬其“嗛”，另一边却痛骂其“嗛”。“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可以想见，这种自命清高的态度着实令荀子既敬又恼，所敬者，盖因子夏知礼乐，守节操，所恼者也不难理解。相较于孟子往来于魏齐之间，子夏“终日不言”，于天下何有益哉？

这位“不仕不言”，既不作卿士也不当谋臣的子夏，小孔子44岁。孔子晚年返回鲁国，传《易经》，作《春秋》。子夏正是这一时期孔子的入室弟子。按《论语》的说法，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说明了什么道理？孔子回答：“绘事后素。”子夏立即举一反三，“礼后乎？”（礼乐也产生于仁义之后吗？）孔子听后十分开心，连连赞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这个小小的例子足以反映出子夏聪明伶俐，才气过人。

《史记》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为魏文侯师。”又说：“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可见子夏不仅为魏文侯培养了一大批政治人才，自己也曾教导过文侯。

了解战国史的读者当不会质疑，这位魏文侯可称得上当时头号改革家。按照太史公的说法：“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

秦国人之所以不敢伐魏，当然不是因为魏文侯宅心仁厚，而是当时的魏国太强大——不特甲士冠绝天下，军事技术水平和军队的专业化程度，走在列国之前，其内政治理更是有声有色。除了上面提到的吴起和田子方、段干木、禽滑釐等人，还有李悝、翟璜、乐羊、西门豹等一大批卓越的人才效命于魏侯。

这些人几乎都是子夏在西河地区的学生，他们也被后世学者统称为“西河学派”。由此可见，尽管子夏本人“不仕不言”，但绝不代表他没有王佐之功。需要强调，跟后来的荀子一样，子夏虽为儒家，却教出了一大批法家学生。

汉儒称：“经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据说，不仅《毛诗》、《易传》传于子夏，《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出于子夏，《左传》也很可能跟他有关。换句话说，子夏既是一名诗学家、易学家、礼学家，更是一名春秋学家。

大抵在古人看来，《春秋》这部经书似乎有种特殊的魔力。相传关二爷之所以深明大义，就是因为他熟读《春秋》，以至今天的关帝庙还以关公读春秋的坐像为标准造型。

“夜观春秋”关帝像，图自新华社。

晚清时期，康有为等维新人士更宣称自己从《春秋》中找到了大同民主的真理。不过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也记载过子夏本人关于《春秋》的一番话：

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蚤绝之。”今田常之为乱，有渐见矣，而君不诛。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简公受其祸。故子夏曰：“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用今人习惯的话说：《春秋》教导我们，对于威胁国家安全稳定的奸佞之徒绝不可存有一念之仁，必须斩草除根，以绝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