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傅正】

儒法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论题。一直以来，“刻薄少恩”是法家饱受诟病的一点。可当这个评价施之于这一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政制时，就不能不引人深思了：“刻薄少恩”的政制是什么样的政制？法家思想天生“刻薄少恩”吗？

我们不妨从商鞅说起。

刻薄少恩，还是不畏权贵？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因病去世，享年四十有三。孝公在位近24年，变法图强，为秦国一跃成为霸主奠定了基础。他的不幸去世，关乎到另一位名人的命运。此人就是商鞅。二十多年前，商鞅只身入秦，与孝公畅谈“彊国之术”，“语数日不厌。”君臣两人相知相悦，可见一斑。

这二十年来，孝公对商鞅言听计从，荣宠有加。《战国策》甚至说孝公临终时有意传位商鞅，因后者推辞而作罢。这段记载应为外人演绎，但它多少反映出商鞅在秦孝公心目中的地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商鞅身为外来户，却位极人臣，单凭这点就足以令他饱受妒忌。

秦孝公去世前五个月，贵族赵良就曾规劝商鞅功成身退。他说道：

“您出一次门，需要几十辆大车跟随，车上带甲士兵全副武装，贴身警卫随从寸步不离，持矛操戟之武士从旁开道。这些警卫措施缺少一样，您都不敢出门。……你还不知足，仍要贪图商於（商鞅的封地）的财富，把持秦国的政教，积蓄百姓的怨恨，一旦秦王舍弃宾客而不能当朝，秦国要收拾您的人，难道还少吗？”

赵良提醒得不错，孝公去世不久，他的亲兄弟，也就是继位新君秦惠文王的老师公子虔，就发动了一众亲贵诬告商鞅谋反。按照《史记》的说法，商鞅一路逃亡到边境，想要住旅店，店家不知此人是谁，就回答他：“按照商君的法令，住店的客人没有证件，店主要负连带之罪。”商鞅无奈叹道：“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

霉运远远没有结束，商鞅好不容易逃到魏国，魏国人都怨恨他当初靠不讲信用，欺骗公子昂而打败魏军，不肯收留他。商鞅只得计划经由魏国逃往他国，没想到魏国人做得更绝，他们担心秦国借口报复，索性把商鞅赶回了秦国。商鞅走投无路，只能逃回自己的封地商邑，很快被前来讨伐的秦军杀死，就这样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

这还没完，大抵秦惠文王不够解恨，不仅将商鞅五马分尸，还诛灭商鞅全家。一代大改革家落得死无全尸，绝嗣灭族的下场，着实令人扼腕。

人主生前，作威作福，人主身后，惨遭清算，这类例子古今中西，比比皆是。从大权独揽，到身死族灭，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商鞅的遭遇本不算特殊。然而，这段故事在司马迁笔下却极为传神，以至于令人怀疑其中是不是存在文学虚构的成分。比如后世史家怎么知道商鞅住店遭拒时，会发出什么样的感慨？太史公仿佛身临现场，不很可疑吗？

司马迁像

不过这些还是表层，《商君列传》颇多谶语，用今人的话说，倒像是个寓言故事。司马迁告诉读者，真正杀死商鞅的人既不是公子虔，也不是秦惠文王，恰恰就是商鞅自己——此人一出场就预示了其结局。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史记•商君列传》）

“刻薄少恩”是司马迁对商鞅的基本评价。这一性格决定了商鞅的成功，也造成了商鞅的失败。因为“刻薄少恩”，商鞅才能毫无顾忌地推动改革，才能不念旧情地诈骗魏将公子昂，为秦国攻取河西战略要地。也正是因为“刻薄少恩”，商鞅不仅在内结怨于亲贵，在外树敌于诸侯，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就他个人而言，“刻薄少恩”当然造成了悲剧，但对于秦国而言，却有大大的好处。因此在国学大师章太炎看来，这一性格反而凸显了商鞅不畏权贵，坚持原则的高尚品质。“辱大（太）子，刑公子虔，知后有新主，能为祸福，而不欲屈法以求容阅。乌乎！其魁磊而骨鲠也。”

章太炎

不管太子也好，王叔也罢，只要触犯法令，一律与庶民同罪，这还不够魁磊骨鲠吗？同理，尽管商鞅欺骗公子昂十分不道德，但我们也完全可以为他辩护说，这是为了国家大事而抛却私谊，是公而忘私的表现。

司马迁与章太炎，一件事实，两番评价。不过太史公终究是太史公，不仅是伟大的史学家，也是杰出的思想家、政论家。司马迁接着评价道：“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商鞅的性格倒在其次，关键是法家的政治思想及其实践同样“刻薄少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