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朝廷宣布以明代万历十年（1582）的全国丁银额为征税准则，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帝在给大学士和九卿等有关官员的谕旨中这样说道：“朕览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又说，“直隶、各省督抚及有司官编审人丁时，不将所生实数开明具报者，特恐加征钱粮，是以隐匿，不据实奏闻。岂知朕并不为加赋，止欲知其数耳！”

这项政策，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不过，这在根本上仍不能解决在丁额数字上的混乱和虚假作弊，所以，在康熙末年，四川、广东等省开始试行将丁口之赋摊入地亩的征收办法。

雍正元年（1723）六月，山东巡抚黄炳首先上奏提出，要按地摊丁，丁银摊入地亩征收，以苏民困。他认为，有地则纳丁银，无地则去丁银，可以使贫富负担趋向平均。雍正认为摊丁问题关系重大，并没有马上接受黄炳的建议，反而说他“冒昧渎陈”。但是一个月后，直隶巡抚李维钧（后任总督）上奏中同样的提议，却得到了雍正赏识。李维钧作了详细的汇报，准备将地亩分上、中、下三等，丁银按地亩等级摊入，这样更符合实际情况。第二年，即批准先在山西实行，而后云南、河南、陕西、甘肃、安徽、江西等省相继实行“地丁合一”。这种“摊丁入地”的赋税改革，使中国历史上带有浓厚人身依附性质的人丁税基本被废除。

后来，人们常常将清代的“摊丁入地”和明代的一条鞭法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把一条鞭法看成是“摊丁入地”的前驱，而“摊丁入地”又是一条鞭法的继续和深化，这是很有道理的。

从年轻时代侍从康熙巡幸四方，到中年以后亲政天下，雍正一直十分勤勉，是个奋发有为的君主。除了在雍正元年奉送康熙和仁寿皇太后灵柩去河北遵化的东陵外，他在位十三年间，哪儿也没去，更不会去游山玩水了，都在京城里操持国家大事。唯一的奢侈消遣，是在京郊修建圆明园和名山宝刹。

《雍正十二月行乐图轴》局部 图自“故宫博物院”

一般认为，雍正在生活上用度是较为简单的，甚至连纸张的使用，也要求节俭。他经常说：“用不着的东西，再不必进。”江宁织造曹頫进了一百把锦扇，雍正虽然觉得墨色不错，但说“此种扇不必进”。这也是雍正为政的态度。

雍正有十个儿子，长到成年的，有弘时、弘历、弘昼、弘瞻四人。在雍正十一年时，弘历被封为宝亲王，可以参与一些政务大事，是雍正心中储君的重要人选。对他们的教育，雍正也抓得很紧。六岁以上，都要到上书房读书。雍正即位后，下令由朱轼、张廷玉、嵇曾筠、徐元梦等饱学硕儒，负责皇子们的教育工作，专门设立懋勤殿，举行拜师礼。

根据《清实录》的记载，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在圆明园得病；次日照常工作；二十三日病情加剧，当天晚上，紧急召见宝亲王弘历、和亲王弘昼、庄亲王允禄、礼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人，宣布传位给弘历后，于深夜辞世。

在清代历史上，终身勤奋的帝王唯雍正一人而已。惜乎太过操劳，以致运命不长。他留下的遗诏，是他作为帝王的人生写照，也是写给下一代的政治嘱托。

雍正认为，他的一生，“无日不兢兢业业”，时刻牢记先皇康熙的教诲，“惟仰体圣祖之心以为心，仰法圣祖之政以为政，勤求治理，抚育蒸黎。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无一时不深其袛敬”。他对弘历的评价很高，认为是先皇康熙生前最喜欢的孙子：“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皇考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至于立弘历为储君，其实在雍正元年八月，他于乾清宫召见诸王、满汉大臣，亲拟密旨时，就已经确定了。他也解释了在位时期，为政以严，是因为：“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对另外几个儿子也有很好的评价：庄亲王心地淳良，和平谨慎；果亲王至性忠直，才识俱优，等等，都寄予了厚望。

对他信任的大臣，在遗诏中予以高度赞扬：“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大学士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安民察吏，绥靖边疆，洵为不世出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著配享太庙，以昭恩礼。”在雍正的许多大臣中，能拥有这样崇高的礼遇，恐怕也只有张廷玉、鄂尔泰两人了。

本文摘自冯贤亮《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感谢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