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冲突推动向“复数全球化”的转化，但脱钩断链威胁仍在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在他的著作《全球史讲稿》中，第一篇文章就开宗明义地提出：认为全球化具有划一而明确的定义，“这是一个不现实的假设”。据此，他在阐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全球化”概念的变化时指出：到2016年，与以往全球化进程相反，普遍出现的是“碎片化和去全球化趋势，民主的倒退和世界上许多国家新出现的强势的民族主义”。因此，奥斯特哈默提出，“全球化这个词往往要理解成一种复数”[26]。如果说，在奥斯特哈默看来，2016年对于全球化的理解是展开了一个新的阶段的话，那么，在该书成书四五年后，俄乌冲突大规模爆发的2022年应该被视为是单数的“全球化”转变为一种“复数”全球化进程中值得关注的特殊时刻。

被俄乌冲突大大强化的“复数全球化”现象有几种表现形式。

第一，俄乌冲突以及随后西方严苛的对俄制裁，造成欧亚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传统产业链、物流链、金融链的大面积中断，同时也催生着新产业形态的打造、新贸易通道的开发、新支付方式的采用、新区域合作方向的开拓。一方面，以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开放为支点，以俄罗斯整个经济东移为标志的地缘经济格局的重组，并不局限于俄罗斯与中国，而是包含着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广大地区。这样一个宏大地缘经济新格局的形成，与传统全球化的超越国界主权的做法不一样，将会更多地强调主权，坚守本土利益。这意味着上述广大地区与国家将在既要对外开放、又要维护主权，比以往全球化进程更为复杂多样的局面下推进区域与全球合作。这将是一个更为艰难的尝试改革的过程。另一方面，在全球化遭逢挑战、不得不改弦更张的情况下，首当其冲的俄罗斯，究竟会是退守“堡垒”、隔绝交往，还是尽一切可能继续与世界大市场保持联系？从2023年6月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情况来看，即便是在当时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普京都不愿意开历史的倒车，他公开宣布决不走原苏联封闭锁国的老路，而是主张继续开放。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莫斯科专家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时，曾有机会观察过当时的优秀青年专家纳比乌琳娜（Elvira Nabiullina）的工作状态。现在她作为俄罗斯央行行长，首先坚持以市场经济的方式，维持俄罗斯经济运转，而她背后的最大支持者，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这可视为在俄乌冲突冲击背景下“复数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尽管，这还仅仅是一种大国立场的表达，还没有在全球范围真正得以实现。

第二，俄乌冲突爆发之后，遍及欧洲的能源危机，以及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粮食危机，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在人们对2016年出现的‘特朗普现象’记忆犹新、惊魂未定之际，这一波新的动荡又给疫情尚未终结的世界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此后，随着俄罗斯能源供应的重心从欧洲向亚洲的转移，以及与中东地区加强合作，特别是俄方宣布以卢布、而不是以美元、欧元结算能源交易，似乎意味着一个以能源大宗商品为锚定物基础的新的国际贸易结算方式正在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打探未来的格局和发展路径。与世纪之交的欧元问世，以及稍后日元一度试图对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发起的挑战相比，俄乌冲突带来的国际货币格局的变化，虽还远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规模也相对有限，但是，对未来新兴国家的国际货币合作带来了富于想象力的期待。继能源之后，俄乌危机以来得到提升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间粮食贸易与自给自足水平的提升，在多大程度上将会带来非美元货币结算规模的相应扩大，也引人注目。在美元依然保持强势地位的背景下，在此之外的多种货币国际合作网络的形成，可视为“复数全球化”现象正在逐渐形成之中的另一个侧面。

第三，作为“单数全球化”进程的关键部分，全球性的减排去碳进程，要求各国减少使用传统能源的比重。然而，俄罗斯作为能源输出大国，是依靠油气贸易所获顶住制裁狂潮的。这一情况将深刻作用于俄罗斯的减排进程。此外，危机中欧洲各国甚至重新启用了包括煤炭在内的传统能源，而作为世界LNG第一出口大国的美国，依靠LNG出口支撑经济稳定增长，也不是一个短期的需求。可见，正是俄乌冲突，包括由此而实施的西方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推动形成了减排去碳的“单数全球化”与继续维持传统能源经济的逆向的“复数全球化”之间的又一层紧张关系。

总之，从“单数全球化”走向“复数全球化”，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俄乌冲突所揭示的，不光是“华盛顿共识”下的“单数全球化”与多极化趋势下的“复数全球化”之间的对立，而且，“复数全球化”并非就是“单数全球化”的逆反，有些仅是某些区域、某些领域的重新启动与配置组合，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互动。此外，问题在于，由敌视带来的隔绝与脱钩，不可避免地还将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式的全球化”可能已经结束，一种不依赖于西方优越感的新体系正在建立。（图片来源：今日俄罗斯）

根据上述变化，笔者的初步判断是：

第一，俄乌冲突陷入对峙局面，折射出与此有关的全球力量格局进入了一个互有攻守但又互相胶着、各有千秋却又高下难分的总体相持阶段。

在这样的相持阶段，至少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一方面，“人类文明共同体”的观念明确地宣示：当今时代已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取代另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的时代。当年的苏共二十大也曾提倡过“和平共处”，但是未能避免在联合国大会上敲皮鞋，也未能避免古巴导弹危机。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没有避免“相互埋葬意识”。因此，如果真正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切实付诸实践，虽必定还会经历不可避免甚至是非常残酷的博弈，必定还会面临一波又一波惊涛骇浪的冲击，但是经过长时间努力，最终还是存在着“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机会与可能。另一方面，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正确战略路线迄今留下深刻的历史启示。老一辈专家学者常提及，他们的同代人中很多人正是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理解了当时既不可能走速胜路线，更不做投降派，从而以坚忍不拔的打持久战的决心，毅然投身抗战。时移世易，但在面临前所未见的强劲挑战，需要对若干种可能的前景做出重大选择之际，《论持久战》的原则依然是我们的重要理论与战略思想依据。

第二，以朝鲜战争的逻辑而告终，乃是俄乌冲突的可能前景之一。

一年半以前，我曾经试图把战争与俄国内体制转型相关联加以观察：一方面，从两百年左右的历史看，如果说每次世界大战（1812年欧洲反拿破仑战争、一战、二战）总以俄苏获胜告终（一战中苏联的脱颖而出也可视为一次重大成功），然后国力增长，国际地位上升的话，那么，与此相反的另一方面就是，两百年来，俄国与周边的战争几乎都遭遇失败，并激起了俄罗斯国内的重大改革。比如，19世纪5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导致1861年农奴制改革等延绵多年的重大变化；1904年日俄战争失败导致1905年宪政改革；1920年波苏战争失败，间接地导致1921年新经济政策的问世；1979年阿富汗战争导致戈尔巴乔夫改革，等等。当时我是尝试对战争与国内转型两者间的相互关系作初步的逻辑推演。但俄乌冲突的情况却更为复杂。事实上，战争史上也没有任何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可以作简单类比。问题之一，俄乌冲突既是周边冲突，但又伴有明显的全面对抗的背景。因此，这一场冲突的结局可能会胜负参半。问题之二，尽管俄罗斯在战场上已扭转颓势，但它所面对的整个北约是否会心甘情愿地公开接受这一事实？当下的欧盟继续大规模支持乌克兰坚持对抗，以及美国将于今年春季也紧跟发布新的对乌援助的总体方案，就说明，战争在2024年有可能延续，直至美国大选。问题之三，2024年不仅是几乎所有当事国的大选年，而且一批利益相关的国家也将面临大选。这些因素必定以各种方式影响俄乌冲突的发展轨迹，各种可能都会出现。即使冲突双方以类似朝鲜战争的方式收场，也即俄乌双方（实际上是俄与北约）以停止战争并长期搁置最终胜负为终局的话，那么，是否会导致俄罗斯社会出现一种与前述两种情况都不一样的发展趋向？是否会出现冲突之后既不是国力大增、地位提升，也不是失败背景之下激起国内的重大自由化改革，而是比较长期地延续目前的体制状态，以所谓不同内涵的“威权主义路线”，在尽力维持稳定与安全的前提下，既不会回到高度集权的原苏联状态，也不会走向西方民主；既不会完全封闭，甚至还会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追求开放与合作，但也更加不会回到20世纪90年代那种“放任式自由经济”？或许，会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在上述这两种可能之间徘徊移动。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俄乌冲突以朝鲜战争的方式结束只是一种基于逻辑推演的假设，不排除在各种突发因素的作用下的更多选项，包括这一冲突迅速扩大规模而失去控制的可能性。

第三，俄乌冲突也衬托出，中国选择不结盟、不选边、公平正义、和平发展的外交路线的明智与远见。

俄乌冲突爆发后，一个讨论很多的问题是，面临当今拉帮结派的狂潮，中国是否只能以结盟对抗的方式相抗争。问题的另一面是，鉴于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以及延续至今的中国与欧美之间规模巨大且影响深刻的经济、科技、社会、人文等诸方面联系，能否回到20世纪末那个被称作为“韬光养晦”的年代。从俄乌冲突的表现看，中国既没有轻易地走向结盟对抗，也没有重新“韬光养晦”。中国在尝试走一条既是独立自主、不结盟、但是恪守原则，最大限度地将本国意愿与国际和平、安全、公正、稳定相关联的战略路线。与匆忙走向结盟对抗、或简单主张回到80年代相比，选择走上述第三种路线，肯定会经受更多复杂环境的考验，操作上也因更为细致微妙，显得更艰难。但是，放眼长时段，以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和所应承担的责任，以中国目前所拥有的能力来看，这是一个更为允当的历史性选择。二十世纪之初，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上爆发。当时的中国在外交上也持“中立”立场，但腐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御强敌于国门之外，只能容忍强邻在自己的国土上厮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国民党政府也曾考虑过采行“中立外交”。蒋介石在1945年1月的一篇日记中就写道：“若我能自立自主，中立不倚，则彼（笔者注：指苏联）当能尊重我中立地位。”[27]但蒋政府的中立外交路线设想，在当时国力不济、列强纷纷插手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一边倒”时期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经过“文革”非常时期的考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外交真正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公平正义、不结盟、以和平发展为目标的广阔道路。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并非等同于简单的“中立”。而且，这看似仅仅是外交路线，事实上，这也是在全球转型复杂进程中的路径选择问题。中国力求通过确保安全、利于发展、主持公道、和平共赢的方式，既确保自身权益，也力倡万国开和平。

三、中俄合作与“亚洲地中海”的未来构想

中俄合作需要在全球转型的关键领域与核心地区表现出它强劲深刻的穿透力。“亚洲地中海”就是这样一个能够体现当前中俄合作高度与前瞻性的重要构想。

被誉为“亚洲地中海”的南海，再国际战略上起着重大作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世纪末，法国经济学家吉普鲁（Fraancois Gipouloux）曾经提出“亚洲的地中海”的概念。他认为，发展中的西太平洋地区——具体地说，指的是从日本海至马六甲的西太平洋广大沿海国家与地区，可以像欧洲地中海一样，不光可以通过长期经济繁荣发展推动各国合作，而且可以在政治、社会、文明构建等各个领域为人类作出贡献。吉普鲁教授当时还应邀在华东师大做了讲演，他的题为《亚洲的地中海》的专著也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28]

面对亚太地区拉帮结派（奥库斯、印太四国、五眼联盟、包括北约欲染指亚洲）的挑战，在不放弃加强国防以抵御外敌的前提下，还必须发挥地缘经济的巨大优势，以尽可能的合作抵御对抗，以共赢争得民心，以包容开放的区域构建为着眼点，为摆脱当下危机寻找新的突破口。吉普鲁的“亚洲的地中海”的构想具有这样的一种功能：它贴近国际转型所面临的问题，连接各方的战略需求，符合全球与区域多方发展的综合利益。当然，为实现这一目的，各方必将付出极其艰苦的长期努力。

推动“亚洲地中海”这一构想的客观依据在于：第一，俄乌冲突后，俄罗斯经济重心决心向东转移的战略安排，为亚太地区的区域化构建，提供了新的因素和十分重要的机会。同时，亚洲地区长期增长态势为全世界所看好。而亚洲今后在长时段中所需要的能源、粮食、环境、农产品、洁净水等大宗物资，以及需要一个有待开发的广大市场环境，而俄罗斯当属最为便捷的来源地之一。俄罗斯与西太平洋国家之间存在着互补合作的巨大机会与空间。

第二，当今世界在中美紧张对峙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个广大中间地带。包括在安全与经济方面还不得不兼顾两头的大多数中间立场国家。近年来，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推进表明，如果运筹得当，还可能争取到与已被美国拉上战车的国家互利合作的机会。王毅外长最近提出的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重要倡议，就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性安排。这说明，遏制亚太地区一些国家携美遏华的态势，需要从政治与地区安全角度应对，同时，也完全有必要运用经济杠杆来求破解。甚至，客观地说，中美关系的稳定也对这样新的地区构建有着期待与需求。

第三，不仅俄罗斯与亚太地区之间合作有待加强，而且，随着气候条件的变化，北极航道的开通，又使得西太平洋地区有可能通过欧亚大陆的北方通道，与欧洲之间开展往来。笔者所在的俄罗斯研究中心在前十余年曾参与一个有俄罗斯、挪威、新加坡、韩国、日本、后来还包括德国学者参加的“最后的边疆”的多国研究项目，延续多年对这一研究项目的参与，使笔者感受到各国学者专家对经过北方航道连接欧洲与西太平洋地区经济的巨大热情。虽然，俄乌冲突使国际局势复杂化，但俄罗斯经济向东方转移，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开放，加上北方航道的逐步开通，从长期而言，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推动欧亚合作的战略机遇。

第四，2021年以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乃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所确立的区域合作框架。这个以东盟为主导、中国积极协助其开展合作的区域板块，有着发展与北方伙伴合作关系的多年积累。而若干年以来俄罗斯也在东盟国家深入发展关系。无论在经济、政治、科技、防务等方面都取得了引人关注的进展。当前全球化的低潮时期，需要有像“亚洲地中海”这样的地区构建，从区域合作出发，来重新激发全球化的动力。特别是在不同地区合作机制出现的背景下，提出“亚洲地中海”的概念构想，有助于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进程。换言之，如果能够在北方的俄罗斯与南端的东盟之间构建起一片有效的经济合作地带，不言而喻，对地处南北之间的中国而言，就能够相当程度上改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就有了更大的进一步推展多面向合作的基础与空间。因此，“亚洲地中海”是当下我们从全球转型和经略欧亚的大局出发、重新估量对俄合作战略地位的一个可供选择的长远抓手。

第五，今后中国的内外经济循环，将从以往四十年以欧美市场为主导，逐渐地演变成为在力争保持在欧美市场份额的同时，在大陆欧亚以及西太平洋地带寻找战略支点，以平衡、补充在欧美市场的缺失。“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就是希望在欧亚大陆西向运筹，从而找到战略突破口。多年以来，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在其他各方面都有推进，但是，俄罗斯与带路的对接，还存在着可以大幅度提升的空间。中俄不仅可以向欧亚大陆纵深地带发展，而且可以在推动俄罗斯与西太平洋地区国家发展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进一步经济发展与安全保障，也需要有“亚洲地中海”式的合作来提供机会。无论是图们江出海口的取得，无论是从渤海湾南下到整个中国沿海空间的发展；也无论是两岸与南海的稳定，俄罗斯因素的参与都将是势所必然的趋势。从形式上看，这是从经济着手；但随这一局面发展而来的，将有可能是整个地区的安全机遇与稳定空间。

就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而言，东北图们江地区原来就有着对俄罗斯合作的良好基础，“亚洲地中海”的总体推出，势必有利于中国东北地区口岸条件的改善。随着中俄产业联合开发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推展部署，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型深水港口建设的环境也正在迅速得到改善。作为南北海域通道的必经之地，对未来俄罗斯与西太平洋南部地区合作发展而言，这是已初具规模的良好基础设施条件。早在2007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已经是黑龙江的内贸货物中转口岸，令人欣慰的是，2023年5月，海关总署同意吉林省增加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港（海参崴港）作为内贸货物中转口岸，这是中俄合作的一个重要进展。

尽管俄乌冲突仍未停息，亚太地区原有合作纽带正面临脱钩断链的严峻挑战，而且上述相关各方合作意向与潜能的发掘远非轻而易举，而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开拓过程。但是，以“亚洲地中海”为目标的中长期目标的未来区域构建，不仅将为中俄合作带来新机会，而且，通过西太平洋地带的稳定发展，还有望为整个跨太平洋地区，乃至于给整个全球转型进程活力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