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层面来看，俄罗斯要终结单极世界，但美欧则竭力维护西方主导地位。诚如普京总统2023年10月5日在瓦尔代论坛上所说，“特别军事行动与领土占领无关，甚至与地缘政治无关（按笔者的理解，这里的‘地缘政治’应该指的是北约东扩），而是事关国际秩序的重构”[18]。然而，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国际秩序更替的问题，不仅事关利益，而且关乎荣耀。奥巴马曾于2014年5月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明言：“我们的军队天下无敌，……我们的经济活力仍居世界第一，……我们是各国有史以来无人能及的联盟轴心。……美国始终是一个无可取代的国家，上个世纪如此，下个世纪亦是如此。”[19]从这一立场出发，美欧重启结盟，强劲反制俄罗斯，实属势所必然。事关国际秩序大局的两相对立之下，双方最终在国际建构最为脆弱的安全领域——以乌克兰为聚焦点的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上——爆发军事冲突。从后果来看，这场冲突揭示出了现有国际体制中的结构性弊端——各类全球以及区域性组织的现有功能尚无法阻遏类似俄乌冲突的大规模危机。因此，相关领域的改革、提升与强化势在必行。否则，世界将不得安宁。

同时，这场冲突促使人们更加全面地考虑：如何调处局部变革发展与作为环境的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比如，一国有权独立处置内部事务与外部发展问题，但如何与外部国际环境相协调？又比如，一国有权选择自己的外部结盟关系。但是，一国处理自己事务的独立自主原则与地缘政治所强调的保持大国间适度空间隔离与缓冲的客观需要能否共处？再比如，一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国际公认准则，与尊重一国内部民族自决自主权限，这两条国际法基本准则如何统一？在科索沃危机与俄乌冲突这两场危机上述原则之间出现对冲与争议时，人们是怎样调处的？总之，早先阶段全球转型所强调的改革发展、独立自主的通行原则，在国际环境发生若干变化后应如何运用于不同的场合，使之减少外部阻力，避免国际冲突？显然，俄乌冲突以十分尖锐的方式捅出了这些全球转型中实际上早已存在、但远未被解决的问题。

客观地说，无论从纵向线性，还是横向系统结构的角度看，无论从宏大目标，还是从实际上需要具备的推动全球转型的物质基础与思想心理条件而言，当代全球转型都应该是一个迁延时日、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俄乌冲突这场经多年酝酿发酵的地区矛盾，在2022年升级为大规模军事冲突后，使得全球转型这一本来被认定的“漫长过程”迅速加快了节奏。冲突过程中各类潜藏矛盾被无情揭破，尤其是战场上的生死博弈，与本来就广泛存在的激进情绪相耦合，催化着更为广谱的“决战心态”。

上述“决战心态”的动因来自各个方面：爱国热情所推动、意识形态所驱使、现代传媒所鼓动、战略政策所激励、党派利益所使然。就俄乌冲突的当事方来说，即使在乌克兰2023年的“春季反攻”失利并转为“战略防御”后，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不顾民族牺牲的巨大代价，呼吁在战场上彻底战胜俄罗斯。至于俄罗斯，在面临西方集体打压的巨大压力下，曾有高层精英一再表示，不放弃动用战术核武器以解救危局。直到普京明确表示，现在并没有到生死存亡而需要动用核武器之时，这一舆论才逐渐告退。即便如此，俄方旨在以决断方式对抗北约东扩推进的初衷并没有改变。即使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也期待大大加速，并早日结束美国霸权。值得关注的是美欧的表现。俄乌危机发生后，欧美决策精英并非全无节制。但是，至少是在缺乏准确预判及周全谋划的情况下，听任危机步步升级，而不顾可能发生的巨大意外风险。这一点，早已为欧美舆论所诟病。其中，首先是国内选举政治的考量，大大压倒了对战争风险的客观冷静评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当2024年初，美国党争迫使停止对乌援助之际，欧盟反而挺身而出，一举通过了540亿欧元的对乌援助计划。欧盟此举不仅在于寻求战略自主，相当程度上，也以所谓“时代变迁”为理由，旨在通过对乌克兰的支持，凸显其早已准备担当地区甚至全球领导、但迄今壮志未遂的这一政治抱负。为此，居然完全不顾经济恶化与民众抗争，一反欧洲决策精英阶层一向的冷静与理性，铤而走险。2023年《经济学人》评论文章早已预见了这一趋势，指出“现在欧洲才是乌克兰最大的支持者，而不是美国。”[20]如此罕见的局面表明，俄乌冲突正是这种“决战心态”的“助燃剂”。

2023年9月11日，经济学人发文《现在欧洲才是乌克兰最大的支持者，而不是美国》（图片来源：经济学人）

（二）冲突助推“再转型”，而意识形态叙事扭曲这一进程

俄乌冲突的第二项重要影响在于，它的出现深刻作用于当代全球转型的“再转型”进程，但排他性意识形态叙事则甚嚣尘上，对于全球舆论产生了负面干扰，“再转型”积极内涵被严重扭曲。

冷战终结以来的全球转型，在世纪之交，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再转型”。

以笔者这一代人的经历而言，“转型”就是改革。从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向市场、民主、法治为内涵的体制改革，乃是冷战终结后几乎所有计划经济国家的主要目标，学习西方是其主要内容。同时，当年也着重考察过原苏联东欧国家如何反思传统体制，推进改革。这是四十多年前，中国俄罗斯欧亚研究学术领域之所以得以形成的一大起源。

到世纪之交，即20世纪90年代下半段以及21世纪最初几年，改革还在推进，但环境在发生变化。当时，俄罗斯遭逢北约东扩，中国则遇到了台海危机；1997—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西方游资不约而同作用下形成的东亚金融危机，事实上在俄罗斯也同步发生；而1999年美国轰炸俄罗斯盟友南联盟，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也同时被美国导弹袭击。总之，世纪之交的外部压力推动着中俄不由自主地相互接近。

2001年，笔者当时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做访问研究。当时该院欧洲系主任、美国欧洲问题权威学者戴维·卡莱欧（David Calleo）在一次谈话中问我：“你老是说‘转型’，那么美国自己要不要‘转型’呢？”事实上，当时不仅是戴维·卡莱欧，而且有一批美欧学者都发起了西方社会本身需要一场改革的呼吁，包括大量深刻严肃的学术批评。笔者豁然开朗，转型竟是涵盖西方、包括美国本身在内的一个全球过程。

“9·11”事件爆发，尤其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西方社会的自我批评也在深化。但同时，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精英却反其道而行之，高调主张弘扬意识形态，回归西方传统价值观，并且以强硬手段在全球推广民主，以此维护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在新保守主义支配下的美国霸权扩张，颇有点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当年主张“不断革命”的架势，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尽管南辕北辙，但还的确有着若干思想史上的关联性。“9·11”事件后不久，欧亚地区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颜色革命”。如果说，1994年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融洽的前提下，尚能签署乌克兰向莫斯科移交战略核武器的《布达佩斯协议》。但到新世纪初多轮“颜色革命”博弈后，“转型国家”学习市场与民主的初衷受到严重挫折。俄罗斯与乌克兰这样的国家虽都处于“改革转型”进程中，但早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分道扬镳。毫无疑问，“颜色革命”是推动全球转型“再转型”的一大背景。

武契奇在2023年5月19日举行的集会上透露，他于当日收到的情报信息显示，有人“企图发动颜色革命”（图片来源：央视网）

笔者清晰地记得，2003—2004年间，普京在国内推动加强中央政府权力，回收原来已给予地方的自主权，抓捕掌握了大量国家战略资源的俄最大私企尤格斯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大体与此同时，中国在2003年组建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划国企的海内外发展，同时出现了一场关于“国进民退”的经济大辩论。显然，这与20世纪80—90年代“学习西方”的总体氛围相比，确有改变。中俄出现了强调自主性与开放改革相结合的“再转型”。在此潮流播迁的背景下，地处欧亚东西方文明结合部最西端的乌克兰，在东拉西扯之下，却一步步向欧美靠近。

2020年代，随着俄乌危机不断恶化，“民主对抗威权”的冷战式意识形态死灰复燃，成为俄乌冲突中重建、扩大美欧军事同盟的主要工具。2022年以后，随着俄乌冲突升级为大规模军事对抗，欧美话语占优势的舆论又进一步将“民主与威权的对立”这一叙事广为传播，成为冲突相关国家动员国内、对抗俄罗斯的必备叙事，更使得意识形态的冷战式对立似乎重回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