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需指出的是，2009年，阿里吉在为自己1999年所写《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时代的起源》的后记中指出，“尽管西方主导的全球帝国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与15年前相比，今天以东亚为中心的世界市场社会似乎更有可能是当前全球经济政治转型的结果……中国已经开始取代美国成为东亚及其以外地区商业和经济扩张的主要驱动力”[9]。

第三类观点，以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为代表，这是一位向上述“世界体系”与“世界秩序更替周期”理论发起挑战的权威历史学家。他在2010年出版的三卷本名著《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的中文版序当中写道：“我之所以决定撰写一部由无数微小关联构成的历史，是因为与那些阐述宏大理论的著作相比，这类历史写作迄今较为罕见。”[10]奥斯特哈默不太愿意与之为伍的“宏大理论”类历史著作，首先指的就是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的著作。他在稍后的论文集《全球史》中曾这样表示：“世界史与一种向历史学开放的社会学之间的上一次交锋发生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是在‘世界体系理论’的号召下发生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是美国的非洲专家兼发展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他属于当时世界上顶尖的社会科学学者。他通过与法国大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对话，也获得了较高的历史学声誉。由于沃勒斯坦的理论比较机械，而且与特定的术语捆绑在一起，所以只有少数历史学者接受沃勒斯坦及其追随者所捍卫的正统形式。”[11]而奥斯特哈默对布罗代尔的态度更为含蓄。他曾这样写道：布罗代尔“在论述15—18世纪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发展史的著作中，的确是把整个世界都拉进了视野，仿佛在他看来，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布罗代尔小心翼翼地避免让自己陷入关于世界史问题的争论，他所感兴趣的话题并不是这一时间框架内的科技、贸易结构或世界观的重大转变，而是社会以及社会内部网络的运转方式。令人惊讶的是，布罗代尔式的全景式视角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仿效。”[12]

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有《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全球史》等（图片来源：网络）

奥斯特哈默的表达尽管委婉，但是立场很清楚。第一，他明言自己的重要著作“放弃了以国家、文明或陆地空间为标准的地域划分”。显然，这与布罗代尔、沃勒斯坦所强调必须将国家、文明、地域空间与资本主义发展合二为一地加以观察与分析的观点相异。第二，奥斯特哈默坦承，他“强调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重要性”。[13]很明显，这与年鉴学派与沃勒斯坦批判殖民主义的立场明显不同。第三，从方法论上说，奥斯特哈默不主张过多地强调历史科学应具有预测功能。例如，阿里吉曾认为，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时期之后的东亚有可能成为取代欧美的世界主导性力量，而奥斯特哈默则在他的新作《全球史》中比较隐晦地写道：“没有什么可预测的：亚洲的未来就是它的过去。”[14]在他看来，亚洲以往“停滞不前”的历史，势必预示其未来的难有进步。此外，尽管奥斯特哈默并不完全拒绝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存在着时空统一性，甚至对某些他所认为的世界历史中重要而共同的节点，还做过系统论证，但是，他与年鉴学派和沃勒斯坦的区别在于，他并不主张把世界历史过程视为一个相互关联、全球统一的过程；他也不太相信，如此宏大、复杂、多样甚至会出现反复的世界历史进程会受某种“规律”（布罗代尔对此非常强调）的先天命定式的支配。相反，他更多地关注细节、局部、多样性、偶然性、非同步性、多线条线，而不是宏观整体、进程划一或世界历史的单线条发展。

如果对上述有关“国际秩序周期演进”的多种不同见解作一简单归纳，并且更多关注其相互补充、相互修正的内容的话，那么，拟提出以下初步的判断：

第一，世界历史进程并非单线演进，而是既充满偶然性、多样性、曲折性，但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上又确实存在着整体关联、辩证统一、螺旋式演进的历史趋势与时代特征。国际秩序的周期性演进并非臆造，乃是一个并不外在于人类的能动精神、主客观因素相结合、并不断受到历史启示的复杂进程。

第二，近代以来，国际秩序演进的两个基本特点是：一方面，每次国际秩序的更替既走向多极、多元趋势，但也存在着全局意义上的力量中心。“多极”与“力量中心”并存，是理解国际秩序演进的关键。另一方面，每次国际秩序更替几乎都是“全面战争”、“金融领域从扩张到衰落”、“主导性国家出现”这样的“三位一体”的产物。这对观察当下国际秩序演进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参照。

第三，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国际秩序演进与更替，可能会出现“转轨”。也就是说，并非如以往那样，仅有西方文明国家才可能主导世界，而是前所未见地出现了西方文明圈外的力量中心在一定条件之下可能成为更替候补者的戏剧性变化。

第四，不可忽视的是，需要从更加广谱、多元、多线条发展甚至会不断出现反复的维度，从更多领域、更多案例、更多学科知识的反复思辨中，系统周到地思考未来的变局，而非沉湎于缺乏依据、主观随意的所谓“预测”。在思考国际秩序更替的复杂问题时，既避免条件尚不成熟或代价过大的“提前上位”，也高度警惕国际乱局中原主导国家影响力在关键领域的“已经缺位”。全球转型进程的高度不确定性，规定了这一态度的必要性。

二、当代全球转型与俄乌冲突的相互作用

俄乌冲突是世纪之交以来全球转型的一个“镜像”。这场危机映射出这一关键时刻全球转型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需要通过对危机的透彻分析，全面客观地评估这场冲突对于当下全球转型的作用与影响，客观鉴别转型与危机互动中的心理观照与叙事体系的真伪正误，深入发掘这一阶段全球转型进程中的深层结构性变动走向，全面梳理危机与转型中的关键现象——全球化进程的实际趋势。唯有如此，才能对转型中的挑战作出回应，也才能真正为俄乌危机这一类大规模冲突找到出路。笔者认为，俄乌冲突至少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刻影响着当代全球转型。

（一）冲突加快全球转型的节奏，但催生“决战心态”

俄乌冲突的爆发大大加速了全球转型的演进节奏，不仅无情揭示出各类矛盾，也催化各国“决战心态”涌动。

从纵向线性视角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巴里·布赞（Barry Buzan）教授提出，从19世纪西方的殖民化、二战后美国主导世界事务、冷战后美国甚至曾一度称霸世界，一直到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际一个“去中心化”的历史潮流的出现，标志着一个长时段的全球转型过程逐渐成形。[15]

2023年广州，巴里布赞在IPP国际会议发表主题演讲

而从横向系统结构看，正如旅美俄罗斯学者安德烈·茨冈科夫（Andrei Tsygankov）所言，全球转型是指：国际秩序变更；国内体制沿革；连接这两者的对外战略与国际关系，这三种结构进程的系统综合体。[16]

从冲突各方的动因来看，俄乌冲突不言而喻地从“纵向”与“横向”两个角度同时作用于“全球转型”。

就国内转型来看，俄罗斯与乌克兰代表着两种不同内涵的社会转型，前者强调本土，后者则着眼欧美；前者固守本土自主，后者奔向“民主阵营”。道不同，不相为谋。俄乌冲突，缘起内部体制选择的差异，势必进一步强化以内部体制的构建作为解决外部冲突的基础。

从区域角度看，2014年笔者曾经在《欧洲研究》撰文，提出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各自推进的一体化，两者虽都符合市场原则，也在不同程度上关注内部平等，但两者对乌克兰的你争我夺，体现出各自为政的排他式区域建构的缺陷，不仅成为克里米亚危机的诱因，也势必作用于未来欧洲地缘经济、政治、安全结构的形成。[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