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沸腾

1992年——高考恢复的15年后，总设计师又定义了一个新的时代，那是一个被“南巡讲话“、”春天的故事“和”下海“定义的风云浪潮。

不过，这些故事的发端却是在1991年春天。那年春天，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三篇与众不同的评论，作者都是一个化名为“皇甫平“的人。他在文章中警告人们“不要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化”，并且在末尾高呼，”抚今忆昔，历史雄辩的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

这些话如今听来或许有些空洞，但在当时，全国媒体都在猛烈抨击“右的错误”。只是皇甫平在接下来的文章里说，“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果然，文章发出来，北京的《当代思潮》立刻撰文回击：“改革开放就可以不问姓资姓社吗？”

这场争论随即变成了舆论场的隔空交锋，先是《求是》发了篇《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光明日报》一字不少全文转载，宣传部门也不甘落伍，来了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没过多久，另一方后来居上——《解放日报》的党委书记周瑞金去了北京，成了《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当时，刚刚经历过价格闯关的中国走向了十字路口，加之前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社会舆论充斥着“和平演变”的论调和姓资姓社的争论，各项经济数据停滞不前，彷徨中的中国应该走向何处，急需决策层拍板定调。

之后的事情人们再熟悉不过，1992年春天，88岁的总设计师来到深圳，用四川乡音发表了一番讲话。擅长搞大新闻的香港记者显然不会错过对岸的风吹草动，《大公报》一针见血划出了重点：“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谁下台”。

南巡讲话结束后，两个里程碑式的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出台，紧接着十四大召开，“市场经济”被写进党章，直接引爆了下海经商的热潮。

深圳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后来，泰康人寿创始人陈东升把体制内官员的下海总结为，“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不过，挽起袖子跑步杀向市场经济的还有大批知识分子：复旦教授郭广昌、北大青年教师俞敏洪、河南舞阳钢铁厂车间主任许家印，都在那年投入商海大潮。后来，这一批人有了一个集体头衔——九二派。

同一时间，高考也迎来了一系列改革，比如高校招生并轨、“3+X”试点以及大规模的高校扩招。尽管在整个90年代，人们依然将高考视为出人头地的唯一路径，但伴随着经济的繁荣与更大层面的改革开放，高考身上“改变命运”的成色慢慢消退，获得成功的渠道逐渐多元。

清华大学教授李强曾将建国后中产阶级的形成渠道分成三类：教育渠道、专业技术渠道和市场渠道，如果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考大学、学技术、做生意。

彼时，西方世界将中国视作下一个苏联，但中国却迎来了新的繁荣。一句“广东二十年赶上四小龙”，一批砸烂铁饭碗的下海官员，是经历阵痛的中国焕发的勃勃生机。

1992年，从停滞到前进，提出适合中国特色的发展观念，高考改变命运的成色慢慢消退，这是思想的创新。

03.危机

2003年，令考生们焦头烂额的不光有SARS，还有震惊全国的“数学惨案”。

四川南充市高三学生杨某，由于之前摸底考试成绩不理想，高考两天前，潜入县教育局办公大楼，切断报警电源，从保密室偷走了语文卷、英语卷、文科数学卷、理科数学卷、文科综合卷、理科综合卷各一份。

随后，采用全国卷的省份全部紧急替换成了难度飙升的备用B卷。后来网友戏称，杨某就是那年“数学惨案”的罪魁祸首。

残酷、措手不及，很多人在长达两个小时的煎熬之后，走出数学考场就哭了。一位差点通过奥数被保送到大学的考生说：“这是仅次于奥数难度的试卷。”在数学全国平均得分50分的映衬之下，那年的高考也被称之为“史上第二难的高考”。

在2003年之前，高考时间一直被定格在7月7日，那时，很多偏远地区的学校甚至还没装上风扇，高考期间酷热难耐。舆论交锋之下，教育部决定从2003年开始，将高考日期固定安排在每年的6月7日至9日。

第一批面对高考提前的学生，内心的忐忑可想而知，更不用提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高三学生的计划。《北京晚报》曾联合搜狐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希望高考推迟的人占到56%。

当时，学生们获取外部信息的渠道远不如现在发达，主要是靠班主任传达，以及同学之间聊天，有关高考日期的传言一时甚嚣尘上。

但到了5月5日，教育部正式宣布，高考会在6月7日正常开始。对613万考生来说，当如期高考的消息传来，既是当头棒喝，又是一种解脱。而对决策层和全国各个城市的管理者来说，疫情中的高考，也是一场对危机应对能力的考验。

在北京，为了减少人员聚集与交叉感染，填报志愿被史无前例的调整到了考试成绩公布之后进行，由原来的5月15日、16日两天调整到6月27日、28日两天。考场也由原计划的3200个猛增到4800个，每个考场的考生人数由30人下调到20人。所有考点还设置了3个备用考场，用来接收有异常症状的考生。

2003年高考，北京一处考点

而早在5月底，各个省市就轮番开展了高考防SARS演练，从全副武装的防治疫情专用车、到烈日下被防护服裹得严严实实的防疫人员、再到遍布大街小巷的排查室，整个国家在不到两个月里，完成了一次为高考准备的紧急动员。

6月7日，613万学生带着健康证进入考场，与这场考试背后的千万名医生、警察和教师一起度过了屏息凝神的48个小时。医生跟着老师一起监考的景象，也成了足以载入高考史册的一幕。

当这场紧急动员伴随疫情一起结束，更大层面的改革也随之起步：政府拉开轰轰烈烈的医改大幕，全面健全和完善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尤其是农村地区公共卫生体系。事实上，多数行业的改革路线，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被塑造出来的。

随后几年里，承袭“三明模式”的药品费用改革迅速在全国铺开；医保领域的改革更是势如破竹，95%的国民被纳入医保，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比例不断下降，成为SARS之后新医改实打实的成绩。医改中最难啃的公立医院体系，也在今年的新冠肺炎防控战中得到了检验。

今年，在各省支援湖北的大调兵中，全国各地的公立医院做到了“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甚至出现了“东齐鲁、西华西，北协和、南湘雅”四大公立医院会师的景象。几百只医疗队和4万多名医护人员中，大部分都来自军方和公立医院。如今疫情防控的稳定局面，有无数医护人员的付出，也有用难以量化的代价换来的经验和教训。

出征湖北的宁夏医疗队

SARS那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最终没有对中国的高考形成冲击，却推动中国建立了全世界独有公共医疗卫生体系。

2003年，从无措到从容，最终迎来了体系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