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墨天】

2003年6月7日，全国613万名高三学生参加了高考。除了必备的文具和准考证，考生们还需要携带一张“健康证”，才能进入考场。

那年的高考被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赋予了一层特殊意义。绝大多数人在3月甚至4月，才意识到SARS的严重性，学生们的生活也从那时起改变：一些学校整个4月都在关闭状态，直到5月，教育部决定：高考照常从7月7日调整到6月7日进行。此前很多年，高考一直是7月7日开始。

种种偶然共同造就了那场独特的高考，很多考生印象深刻的是数学“车祸”，往常看一眼就能得出答案的选择题，一些考生算了五分钟都没有结果。据说很多学生还没等考试结束，就选择交卷放弃。

在中国，高考从来不是一场普通的考试，而是一次政府的管理能力与社会的组织能力的大型演练，从学生、老师、学校，到教育部门、交通部门和公安部门，每个城市的每一个部门，都在48小时里严阵以待。

同样，高考的意义和影响也绝非“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这十四个字能够概括。在国人眼里，它是改变命运的途径、是跨越阶层的通道、是出人头地的门环。时至今日，甚至成了很多人的寄托。

高三学生在疫情中备战高考

17年后，新的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席卷全球，高考又一次回到中国炎热的七月，无论发生多少故事，它都会和17年前一样，成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01.重生

1952年，全国首次实行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江西吉安的考点设在白鹭洲中学，也就是文天祥就读过的白鹭洲书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高考”。十七岁的欧阳自远用扁担挑着文具和生活用品，从永新县徒步94公里走到吉安，颇有古时秀才赶考的意味——那也是今天的“嫦娥之父”第一次离开家乡。

彼时，赶考“交头卷”的习俗还没有被人们忘记，几门科目考下来，欧阳自远两次交了头卷，顺利考取北京地质学院。之后的几十年，沧海桑田，欧阳自远一路奔跑，成为中国航天领域的知名人物。

“嫦娥之父”欧阳自远

在欧阳自远求学那段时间，新生的高考历经波折。随后十年动荡期间，教育工作几近停摆，高考自然难以独善其身。1966年6月，政府发布通知，规定大学招生“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高考出现重大调整。

随后十年，高校的招生工作主要遵循 “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十六字方针，这其中，“领导批准”自然是最硬的指标。

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恢复职务，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教育。主持工作不到半个月，邓小平就牵头召开了一场“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座谈会邀请的大多数是科教界名人，其中就包括武汉大学的副教授查全性，他的著作《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堪称电化学的圣经，被无数学生跪啃。

座谈会上，总设计师委婉地批评了一些大学新生文化素质差，提出计划从1978年起恢复高考。感同身受的查全性率先解放思想，把当时的招生制度痛批了一番，随后谏言称，“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办。”

一句“不要拖到明年”结结实实地打动了邓小平，总设计师当机立断，让坐在旁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追回已经发出的招生文件，重新组织统一考试。后来，教育部的官员们发现印试卷的纸居然不够用，索性紧急抽调了印刷领袖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才赶在考试前把高考试卷印了出来。

由于时间实在紧迫，考试被硬生生拖到了12月，成了新中国唯一一次冬天举办的高考。十年的停摆也创造了竞争最激烈的一次高考：报考人数570万，录取考生27.3万，录取率只有可怜的4.7%——史上最低。但对于那些曾受到不公平对待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已经无异于天降甘霖。

被时代辜负的这一代人，终究获得了另一种方式的补偿：1977到1979年参加高考的近百万学生，后来被称作“新三届”，他们大多有作为知青上山下乡的经历，在参加高考、学成毕业后，或供职政府机关，身居要职，或下海经商，终成巨贾，如今的各行各业，几乎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

也正是这个时期，高考被正式赋予“改变命运”的角色。

1984年，这批改变了命运的大学生们，在国庆阅兵时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同一年的秋天，一大批年轻学者齐聚莫干山，在山间竹林里思考了一个紧迫的问题：中国怎样才能赶上西方？

这批学者中，有相当数量的人都参加过1977年高考，包括后来的财政部长楼继伟、银保监会主席及央行党委书记郭树清、经济学家周其仁。后来，他们中有人参与了国企改制、有人组建了最顶级的国家智库、有人主导了第一家股票交易所的创办。

而在当时，参加莫干山会议的所有学者们都不会预见到中国未来的腾飞，更不用说他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了。

莫干山会议旧照

从那时起，高考开始承载中国新一代青年们的希望，今天我们的国家和日常生活，依然被那一年的高考深刻影响着。

1977年，从动荡到新生，高考的重启，是制度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