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CPTPP的强制性、约束性、规范性更强，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全球经贸规则最高标准，中国可能面临数据流动、国有企业、政府采购、劳工权益、知识产权等几个门槛，你觉得中国还面临哪些门槛？针对这些门槛我们有相应的措施吗？

丁一凡：我觉得“门槛”这个说法更多是西方媒体刻意宣传出来的说法，数据流动有国家安全问题，我们国家也很注意这些事情。

但和加入CPTPP的其他国家对比，我觉得可能其他国家更担心一点，因为我们的数据处理和人工智能技术占有优势。国有企业和知识产权的规矩对于中国来说，不是特别难。中国现在没有参加政府采购的一些条款，但早晚也会参与的。

关于劳工权益，我们的最低工资不断上涨，社保体系都已经建立了。劳工权益完全是西方媒体根据自己的政治需求编出来的一个故事，说我们强迫劳动。我们劳工权益真的那么差吗？中国真的是血汗工厂吗？我觉得不应该被西方媒体洗脑了，中国的劳工权益并不是西方描述的那样差。

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一样，中国这些年进步那么大，知识产权的申请数量超过了美国、日本，我们的经济发展强调创新，也越来越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是门槛的问题，而是我们主动追求的东西，根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不用害怕。

这几个问题更多地是西方媒体炒作的题目，而不是实际问题，我们能够满足这些“门槛”，甚至要利用这些门槛来保护我们的企业利益。

观察者网：是的，在数据流动方面，中国相继出台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我们的管理和治理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就像您说的，我们要推行“中国版的经济全球化”，所以对于西方既有的条款我们也要去审查其中的意识形态和偏见。

丁一凡：对，我们不见得说这些条款一定会造成威胁并且限制我们。一方面我们会用这个条款来保护中国企业，另一方面也会提高中国企业的能力。

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可以讲，比如不能单独地说国有企业就一定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加强国有企业的透明度等，但你不能说凡是国有就一定不好，这是过去他们意识形态斗争编出来的一个故事。

2020年11月15日，RCEP签字仪式通过视频方式举行。图自CGTN

观察者网：同样作为区域性多边经贸协定，RCEP和CPTPP分别有哪些“特长”和局限？我们已经加入了RCEP,为什么还要加入CPTPP?

丁一凡：刚才已经讲了RCEP和CPTPP有一个最大区别，是一个大家同意的问题。CPTPP有强制性执行，是一个约束力更强、制约性更强的组织。另外，RCEP只是货物贸易，没有特别多的服务贸易。而CPTPP有很多服务贸易的，包括数据流动等等。你刚才讲到了，对知识产权、国企要求的内容，RCEP里面是没有的，在CPTPP里面是有的，所以我们还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多的谈判，看看最后达成什么样的标准。

CPTPP的国际生产链上，生产国、资源国和消费国三者比较平衡，是一个市场全面的融合，中国与CPTPP的产业互补性比RCEP要好。CPTPP整个产业链来往会更多，而RECP不涉及这个，CPTPP规则更高，对整个地区和全球产业重塑有很大的作用，而且货物流通、自由贸易度更高。

总体来讲，如果CPTPP能够达成的话，在重建产业链、经济一体化方面，它起的作用比RCEP要更强更大。

观察者网：中国申请加入曾经以对抗中国为目的的CPTPP，有评论说这是“一步妙棋”，不但反将美国一军，更展现了中国的格局和开放决心。CPTPP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外交政治博弈，您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外交？中国要走怎样的经济外交路线？

丁一凡：我们的经济外交一直比较积极灵活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为了落实经济外交。经济外交不仅仅是外交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国整个国际战略的一部分，我们的战略就是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改变国际舞台的逻辑。

过去的国际舞台就是以大欺小的地缘政治博弈，但中国找到另一条发展路线，国际舞台未必都是一天到晚斗来斗去的，国际社会可以有一种合作共赢。

这种合作共赢就是把目标设立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可以为了这个目标而达成妥协，朝着目标发展，进行各种合作。我们认为经济领域里面的合作不是零和游戏（zero-sum game)，而是变和游戏(variable-sum game)。零和游戏只有你输我赢或我输你赢，但变和游戏可以把结果变成多赢，最后大家都会受益于合作。

这种逻辑跟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是一致的，我们只有共同推动地球上的一些事业，使其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才能够克服彼此小肚鸡肠的矛盾，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从而为了这个共识而努力。无论是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还是近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气候反常变化，都充分证明了我们人类面临着很多共同的挑战，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够应对。

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外交一直是共赢的姿态，但最近却遇到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恶意抹黑，他们认为全球化是中国赢了，他们输了，于是在经济、外交方面动辄制裁中国和中国企业，中国也不得已采取了一些反制裁措施。

本质上讲，中国不希望经济外交领域变成一种互相制裁的局面。我们希望互相合作，但别人要制裁，我们也不能够忍气吞声，所以中国在经济外交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制裁，我们也跟人家对着干，这样的风险其实是很大，但是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这就是我们还要“双循环”战略的原因。

中国的体量、市场、消费人群足够大，我们要是解决了共同富裕、发展短板的问题，那就可以在别人拒绝合作、拒绝全球化的时候，仍然有自己独立发展的条件，我们不怕这些问题。而满足这些条件的国家实际上是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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