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对福利和税收的厌恶。上世纪9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高福利国家缺乏竞争力，很快会崩盘，但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这种判断是错误的。北欧是典型的反例：北欧的税率全球最高、福利最好、人均GDP最高；但是高税率并没有打击人们创新创业的积极性，高税率转化为高福利，从而让普通人可以免于匮乏的恐惧而敢于承担风险，因此，北欧的创新创业者和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人口密度居于世界首位，完全证伪了新自由主义关于福利和税收的否定性认知。下图中，富翁的人口密度与宏观税率呈现正相关，而美加澳三个移民国家吸引了别国的许多有钱人，如果把这三个非正常国家刨除掉，那么两者的正相关性将更加明显。我想强调的是，福利制度对于现代社会建构和科技进步都是非常重要的。造就了美欧日5亿中产阶级的，是福利制度而不是技术进步，因为如果没有足够有力的福利制度带来的财富再分配，技术越进步则资本和富人相对于劳动者的谈判地位越强大。拉动了二战后民用领域的科技迭代升级的，是美欧日5亿中产阶级有品位的大规模消费，而不是数十亿穷人的生存性消费或者数百万富人的奢靡性消费。中国的民用科技进步，以前靠的主要是美欧日的中产消费者构成的消费市场拉动，背后的制度基础是二战后西方的福利体系建设。未来在以内循环为主的时代，一旦我们更加高效、更加合理的福利体系建设到位了，那么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和消费能力将呈现明显的扩张，对本土创新产品的拉动力将更加巨大。

再其次，对人口规模的否定。大力控制人口规模的主张，放在政治思想史的光谱上其实是极右翼的政策理念。有学者考证，它源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借助联合国系统向全球外围地区的推广努力。但是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全球的知识界都明白了：现代化的结果不是生太多人导致自然资源不足，而是生育率长期下降，人口老龄化。现在中国的消费刺激不起来，与新生儿数量暴跌有很大的关系。中老年人的消费其实是定数，最有力的净消费人口是新生儿。每添一个新生儿，家庭就需要扩大住房、购买更大的车、玩具服装奶粉教育，这些都是近乎刚需的项目。为什么结婚数量和生育数量都在严重下滑？还是前边说的再分配出了问题，大部分普通家庭发现自己结不起婚、要不起孩子了。最近十年来，我们全面放开二胎、三胎，但是这还不够，必须加码发力刺激生育，拿出实质性激励力量，把新生儿数据重新拉回到正常水平，比如每年1600万人，这个数值不过是进入21世纪头二十年的平均值而已。以前许多人都从生产者的视角看待人口，觉得孩子少了没有关系，有机器人来替代。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时代，人更大的价值是消费者和创新者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人口不是简单的越多越好或者越少越好，而是要合理的结构。下图说明建国以来中国的新生儿数据，我们要的是这个曲线尽量稳定，而不是上蹿下跳巨幅波动。一个少子老龄化的东亚国家，靠内卷实现了经济崛起的奇迹，但是这种崛起奇迹却是昙花一现，这就是日本的覆辙。我们绝不能重复日本的错误。

当然最后，也是当下最关键的问题，是对债务不加区别的盲目排斥与恐惧。梳理全球各国的债务率及其宏观风险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对国家而言，高债务率并不意味着高风险，大部分债务率低的国家风险很高，而大部分债务率高的国家风险极低。我的研究发现，本币计价的中央政府债务与宏观经济风险没有关系，只有外币计价的债务才涉及风险，判断一笔债务是好是坏，关键在于其定价货币。1971年之后的全球货币体系规则之下，本币计价的国债其实就相当于黄金，谁家能够多发本币国债，相当于凭空多挖到了黄金。下边的图告诉我们：本币计价的国债与风险关系不大，外币计价的债务，即便规模不大，也会带来巨大风险。

现在中国的情况是，我们的中央政府不敢或者不愿意借债，反而还积累巨额外汇储备，从而就导致全球储备资产中美国国债一家独大。全世界的储备者和资产管理人如果想要躲进一个安全的资产池，除了美国国债之外，别无选择。因为这个世界上主要就是三大供应链支撑的三大经济体：美中欧。欧元区的财政是不统一的，希腊意大利借的债德国人荷兰人是不会帮着还的，所以从远处看，欧洲国债市场看起来像一个波光粼粼的大港湾，走近了一看却是被主权的堤坝切割成十几二十个大大小小的湖泊，大船不便在其中自由进出。而中国政府的国债存量才30万亿人民币不到，与美国的32万亿美元国债差了一个数量级，中国金融机构自己都不够买，哪里轮得到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储蓄者购买？

那么中国地方债务呢？地方政府又借了太多“高利贷”，不但规模远超中央政府债务，而且多数地方政府的利率非常昂贵，更加重要的是，它们的债务如同欧洲各国的国债，是分割成数十个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湖泊，贵州某个地级市的债务利率会比上海某区的融资利率贵很多倍，两者之间不可通约。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欧洲国债市场的局面是有相似之处的，尽管中国的国家制度与欧洲的体制存在根本差别。中国经济过去十几年的主要发动机是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与投资，如今他们的债务无法扩张了，整个中国经济就出现动力不足的问题。

雪上加霜的是，中国许多大企业从香港和其它海外金融中心借的高息美元债太多。如果他们借的是人民币计价的企业债，那么假如出现债务危机，中国央行可以学习日本和美国央行，扩张资产负债表购买这些垃圾，从而稳住局面。但是人民银行印不了美元，所以当他们出现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必然是股汇双跌的宏观风险。作为一个净储蓄国和贸易盈余国，中国理应限制乃至禁止各级政府和企业举借非人民币计价的债务，这是管控宏观金融风险的最重要原则。

由此可见，目前中国的债务结构和布局，是非常不专业、非常低效也非常危险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我猜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经济学金融学货币史等领域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缺乏，导致我们经济金融部门的干部和专家群体大多数缺乏对债务风险的深度认知，唯华尔街马首是瞻，让瑞·达里欧之流关于杠杆率的错误观点在中国谬种流传。

2023年初，我和厦门大学的赵燕菁教授探讨了一种政策主张，并由他以《债务是重启经济的关键》为名写成了一篇稿子，刊发在我个人的公众号上，取得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我们主张中央政府在较短的时期内增加三、四十万亿国债，把地方政府从规模巨大的高息债务中解绑出来，有效降低全政府的总利息支出。

在此基础上，我还想再强调一下前年我和我的研究团队首创的再分配的方案，“未来起点收入”，它是中国版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即向年轻人和孩子发放数字货币。具体的视频链接在此，（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u411B7fK/?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我在视频中系统地论述了该方案的原理和好处。这个方案的实施，将对中国孩子和年轻人的人生轨迹、消费行为、储蓄行为，以及对整个中国消费市场与投资增速都有积极影响。而且与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养老基金等传统福利模式相比，它更少腐败空间，财政可持续性更好，并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更兼容，因为选择权交给了个体。该方案能够减小公民的人生起点之差别，鼓励生育、鼓励奋斗，鼓励创新创业。其费用可以从对富人加强征收遗产税、移民税，以及非贸易品税中获得部分解决，当然更重要的是从人民币计价的国债扩张中获得。

总之，面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大变局，我们只有再次解放思想，澄清在债务、福利、税收、人口等方面的混乱和错误的认知，才能打开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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