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来抢饭碗的？

观察者网：在您的工作中，有没有一些直接和当地工人打交道的经历呢？

刘威：在推进项目的时候,我们聘请了很多当地的工人。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会觉得管理他们是件难事。当地的工人经常会进行罢工，罢工的理由很多，比如说对提供的伙食不满意，对休息环境不满，或是要求涨工资等等。

观察者网：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会怎样处理呢？

刘威：当地工会组织非常发达。遇到罢工的情况，一般都和他们当地的工会代表沟通，了解工人的诉求，进而协商解决问题。

观察者网：刚才我们交流了很多关于巴拿马的内容。巴拿马等国家因为对于中国了解有限，又受到一些历史原因的影响，所以对中国有些许的误解，比如说认为中国的介入会威胁到当地的就业。您在当地，对这方面的情况是否有所观察？

朱理真（CNOOD巴拿马项目参与者）：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去中南美洲做项目其实是走在“一带一路”政策之前，公司的思路是比较有前瞻性的。我去巴拿马的时候，还是在中巴建交之前。2016年7月到9月，我参与到了巴拿马矿山港口钢结构项目，为了克服与南美洲的时差与同事们度过了许许多多个不眠之夜。次年2月，又前往巴拿马项目现场做技术指导。这一年的春节整个就在美洲度过，经过37天的工地生活，看着客户的沉箱在我们的支持下，几厘米几厘米地走完整个滑道，最后成功进入水中。那是一段很有充实的生活。

在建交之后，我也常去巴拿马跟进项目。在和当地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最深的体会便是我们之间的文化差异。做项目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也就是沟通的过程，包括刚才提到了设计方面推动国标，使用中国产品，真是花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虽然，“一带一路”在政策上、宣传上为我们提供了助力，但实际操作的层面上还是有许多需要我们攻坚克难的地方。

具体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我所做的幕墙采购，客户需要的所有标准都是事先在欧洲询的价，然后用欧洲的产品标准、制作标准，甚至是颜色标准来对我们提出要求。每一个小细节都需要大量的沟通，他们一方面要用中国的价格来采购，另一面又要我们满足欧洲的标准。任何一个小细节都要求非常严格，这让我们觉得困难重重。

除了标准的沟通之外，与当地工人的沟通也非常重要。对于工会的诉求，我们也应该一分为二来看。如果我们照顾到了他们的合理诉求的话，对于我们中国公司来说，也是提升管理水平的一个机会。

我可以举个例子，那儿的工人是早上来工作，过一个半小时以后要休息15分钟。中午，他们是自己带午餐的，所以必须要给他们配微波炉。没有微波炉的话，他们还是会叫来工友、工会提出抗议。实际上，这些细节如果我们做到了，对于我们自己的国际管理水平来说也是一种提升。

当然也有一部分当地人闹事，确实是因为仇视中国人，觉得我们抢了他们的饭碗。总之，工人罢工每次原因都不一样，一定要具体的事情具体地分析，有些也是他们内部的问题。

池勇海：所谓的“抢饭碗”，我觉得是一种悖论，甚至是谬论。今天中国有很多的海外投资，中南美洲还有“一带一路”上的其他国家要发展项目，就需要通过投融资来推动。中国的企业帮助建设路桥、港口、机场、码头，看似是中国进行劳动力输出，但是中国的工人、工程师、管理人员不去到现场，项目完成度就得不到保障，那么未来潜在的工作岗位就都不存在。由此言之，中国其实是在创造就业机会。

李燕飞（CNOOD CEO）：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体与局部的问题。从某一个局部看，确实是中国进行了劳务输出，但从整体上看会发现我们的工作效率可能带动整个项目的前进。比如说一个矿山、一家石油公司，用了很多中国的解决方案和劳动力，交付时间提前了，那就能提前运营，进而提早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就业机会。

包括我们现在在建的巴拿马邮轮码头，也是为了帮助当地发展旅游业。之前不少邮轮从美国出发，会停巴哈马、多米尼加，就是不停他那儿，因为他没有这样的能力来接待大邮轮。

我们之前还进入了另外一个项目，是在哥伦比亚修建一个码头，这个码头后面全都储存着农业产品。在这个码头没有很好运营之前，当地的一些农业产品没有办法正常出口，而在这个码头建好之后，当地所有的农产品可以非常顺畅地运输。所以，很多时候要用更长远的眼光看这些问题。

“一带一路”项目中，中国企业的风控能力怎么样？

观察者网：各位刚才提到的是片面舆论，甚至是荒谬言论对中国海外基建工程的影响。在推进相关项目的过程中，是否还遇到过一些别的困难呢？

袁红庆（CNOOD 常务副董事长）：第一是外部竞争，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的一些企业对中国形成了较大的压力。在全球市场上，有中国人的生意，就有他们相伴随。他们一方面很怕同中国竞争，另一方面又对中国产生了很多负能量。

毕竟从目前来看，中国技术能力、制造能力、投融资能力都不存在问题。工人的效率、吃苦精神都不成问题。我们的价格还比国外一些企业低，所以美国为首的企业对我们很忌惮。

第二，政治动荡会产生持续性影响。有时候政府首脑更换，便会影响合同效力，进而导致无形中蒸发掉很多钱。其他因素，如疾病、瘟疫、地方宗教信仰、法律法规、工人管理等也会带来影响。

第三，中国近三十年发展很快，但比之以欧美国家，中国标准在国际上的采用度还不是很高。我们在东南亚的几个项目，基本上都是用中国标准对应美标和欧标，并用中国标准反推我们的标准比欧标、美标都高。但这其实需要大量时间做换算，计算量也很大。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也在向国家呼吁，用中国标准和欧盟标准对照，形成互换，进一步以国家的名义形成对接，这会比一个企业推动的效果要好。

第四，海外世界对中国的误解仍然存在，一些人将中国企业说成是掠夺者，将中国的“一带一路”比附成“马歇尔计划”。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一直试着在跟当地人沟通、解释：

首先，每个国家都通过招投标确定过国家发展需要多少钱。中国企业实际是用更低的价格协助“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发展，进而实现互惠互利。

其次，在投融资方面，中国提供的是低息贷款，很多欧美国家提供的是无息贷款，但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谓的无息贷款，到最后中标的时候反而是翻了倍地赚钱，因为利息早已通过其他形式被赚走了。我们在沟通中，主要强调共同发展，事实上这一点现在也逐渐被认可。

另外，细节方面需要大量的沟通也是一种困难。刚才也提到了，中国企业做海外工程会涉及到标准的碰撞，所以就要通过对文件的阐释来让当地人认识到死磕教条式的标准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

甚至有时候，当地提供的文件是拼接式的，前后都有矛盾。所以，我们自己内部也在全员学IPMP（国际项目经理）的课程，当然还有进行造价工程师、安全工程师的培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