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忠：民进党一直在强调二二八是“省籍冲突”，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省籍冲突，是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当时贪污腐化的不满。谢雪红也是以打倒贪官污吏为口号，只不过因为当官的都是外省人，因此有一些误会，连老师都被连累。当时透过台湾人的保护来保全外省人的也有很多，各地方都有，但是保护的都不是当官的，都是老师和其他的外省人。

近年来，台湾有皇民化思想复辟的现象，连国民党都在纪念八田与一（日据时代台湾水利工程师——观察者网注），说日本人有多好。最主要就是参加二二八的反日知识分子，后来都加入地下党，在五〇年代被肃清。反而是和日本勾结的这些人起来，话语权被他们拿走。日据时期皇民化的地主阶级，除了像上述所说的“大公企业公司”，因为跟江浙集团的利益冲突而心生不满之外。土地改革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光复初期，台湾拥有10甲以上土地的大地主，虽然只占全省家庭户数的2%，但却占有全省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为了铲除共产党在农村的支持基础，五〇年代国民政府在美援机构“农复会”的指导下，推出“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等一连串的土改政策。对于被征收的土地，是以七成的实物土地债卷和三成的四大公司股票（水泥、纸业、农林和工矿等公营事业股票）作为补偿。四大公司的股票本来票面价值是十元，实际上只值二元，这就已经被骗了。征收的地价，还以战争时期的两年半的收成来计价，还不算期间作物。可说是土地用很便宜的价钱跟你买，但四大公司的股票又以高高的价钱卖给你，引起地主阶级很大的不满。

再加上为了安置随着国民党撤退来台人员（估计有170万人），公教人员的工作都被他们拿走，造成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找不到工作。那些地主阶级的子弟，因为土地没了、工作也没了，后来就跑到日本和美国。所以日本的“台湾独立青年会”是在1960年成立，美国的“台独联盟”随后在1970年成立，一直要到八〇年代末期，台湾解严后才迁盟回台和民进党合流。

留在台湾这边的，一部分人用土地换了四大公司慢慢经营，经营时会不满，就是因为国民党带了170万人来台，要安插在公营公司里，但公司不需这么多人，这样公司就会赔钱。赔钱的话，银行就借钱给他们。银行的钱只借给公营，不借给私人，民间都借不到。

另外一大部分人，刚好赶上1960年代美国调整东亚分工，日本将淘汰的劳力密集产业转移到台湾生产，创造了日后为数将近百万，占台湾出口产值90％以上的中小企业群体。他们都做外销，有信用状才可以借钱。技术和资金来自于日本，产品的销路在美国，再加上土地改革的怨恨，自然形塑了“亲美、媚日、仇蒋、反共”的意识形态主流，成为七〇年代党外民主运动的社会基础。

我们可以说，所谓“台独”“二二八起源论”并没有根据，“台独”真正的起源是“土改”。一方面，日据时期抗日，希望中国走向统一的统左派大致上都被消灭了，没有被枪毙的也都在坐牢。一方面，这些以皇民化地主阶级为大宗的中小企业都起来了，在八〇年代与海外“台独”汇合，成为今天民进党的主要成分。所以，二二八的直接后果并不是台独，台独是因为国民党肃清了统左派的力量，加上土改的因素才慢慢崛起。“二二八事件”发生的时候，没有听到谁主张台独，只有美国驻台副领事乔治·柯尔（葛超智）身边纠集了一些人，像后来当到省民政厅长的蒋渭川，强力鼓催托管论，但是人数很少，影响也有限。

陈明忠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

无悔——陈明忠回忆录

陈福裕：从您刚刚的谈话，我们大概可以总结出几个观点：首先，造成二二八官民冲突的主要因素，既不是“省籍冲突”，也不是“皇民造反”，而是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当局专制、腐败的斗争，但细究其根源，其实是跟光复当时海峡两岸在社会发展阶段的落差有关。其次，“台独”的起因，跟二二八没有直接的关联，主要是地主阶级基于对土改政策的不满，加上日后台湾中小企业在东亚分工中的位置和利益格局，才逐渐形成“台独”势力。最后，“二二八事件”之所以被皇民化阶层掌握了话语权，型塑台湾社会“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事实上是跟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对统左派爱国力量的全面肃清有关，才会出现歌颂日本殖民统治的现象。

历史是事实的反思，我们无法改变过去，但却可以透过历史的解释去形塑未来。因此，最后我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面对当前民进党全面执政，在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原则的情况下，两岸关系的正常交流和发展面临了一个新的转折期。再加上蔡英文当局为了承继李登辉以来的“去中国化”政策，全面推行所谓的“本土化”，其实是台湾的“再殖民化”。您作为二二八事件的参与者，最为战后台湾政治变迁的见证者，从一个一个坚定不移地“无悔”的统左派的立场，您对于今后如何化解两岸当前的僵局？如何避免二二八历史悲剧的重演，有什么建言可以提供年青的一代做为参考。

陈明忠：我只能说，要了解大陆，没有了解大陆就没办法。如何正确地了解大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非常重要。譬如说，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说大陆会倒，很快地就会崩溃。实际上他不但是没有倒，还一直在崛起。为什么会出现“中国崩溃论”？民进党是以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来看社会主义，拿西方的尺度来测量中国的体制，觉得没有走西方的道路中国就会倒。他们不知道中国从五四运动以来，是吃了多少的苦，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找到今天能够与中国具体国情相适应的，能够救亡图存，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

还有，习总书记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现在，台湾有些人认为中国“走资”，背离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也是对中国社会性质和改革开放事业的缺乏理解的缘故。邓小平说得很清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说清楚一点，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创造积极条件的“特殊过渡阶段”。这一点，我认为和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之后，提出苏联要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为了准备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物质和文化基础，要实行所谓的“作为特殊过渡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有互相辉映之处。把共产党根据中国实际所走的特殊过渡阶段，和西方金融寡头的国家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就是对中国的不了解。

另外，还有像西方“普世价值”话语权的问题，一定要有所理解和突破。资本主义时常说的是机会平等，真的能平等吗？出发点都不平等，机会怎可能平等？出发点、立足点都要平等，不然都是骗人的，这只是资本主义的说法。我们不但要政治民主，经济也要民主，社会也要民主。一定要了解这些东西，两岸人民的“心灵契合”才会有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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