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裕：有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定性，还有另一个说法，主要是泛蓝学者的主张，他们认为“二二八事件”并不是“官逼民反”，其实是“反民逼官”，就是皇民化的台湾人，因为不要大陆来统治，利用二二八来造反，杀外省人，最后才造成国民党对他的镇压。这种“皇民造反论”，近年来随着民进党二度执政所产生的焦虑感，表现得非常高亢。

陈明忠：首先我必须强调的是，所谓台湾人，并不是同“质”的。台湾人当中，有欺负人的，也有被欺负的人；有富人，也有穷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我们大致上可以把台湾人分为“有财有权”、“有财无权”和“无财无权”的三种。这三种人之间，由于利害关系不同，互相之间并不是和谐的，甚至有时候还是相当敌对的。也由于有这种利害关系的不同，同样是台湾人，对光复的反应就有所不同。

例如，日据时代属于“有财有权”的人，如鹿港的辜振甫或被封为贵族院“议员”的许丙、简朗山等人自然反对光复，因此他们和日本军官勾结，搞台湾“独立”。

又如林献堂、蔡培火等地主士绅，本来是属于“有财无权”的人。他们为了争取分享政“权”而抗日，组织文化协会。但后来受到“无财无权”的中下层台湾人要求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压力之后，逐渐走向妥协之路，在“地方自治联盟”时期已显然变质，最后在日据时代后期则积极参与“皇民化运动”。所以这些人对光复是心存观望的，看看是否能够在光复后得到利益。

至于“无财无权”的大多数台湾人民，则因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社会上都遭日本人的欺压，因此这些人是绝对欢迎光复的。所以，整体看来，台湾人民因各属于不同的阶级，对光复的态度也有所不同。

台湾光复初期，确实有一批“有财无权”的地主士绅对陈仪非常不满，但是并没有参加活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陈炘与林献堂、罗万伡、林呈禄、蔡培火及苏维梁赴南京参加受降典礼，在大陆地区见识到江浙财团及国民党官僚对当地的横征暴敛，回台之后决定要接收日产（主要是糖业公司），向全台有10甲以上的地主仕绅募资5000万元成立“大公企业公司”，规定1人10股。台糖是赚钱的公司，每个人都想投资，以我们冈山来说，很多人卖掉二层楼房参加集资。

问题是，陈仪怎么会卖呢？陈仪的思想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他有点北欧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所以他一定要收归国有。钱是收了，两三年后钱也有还你，但还你多少？一栋楼房还你一条毛巾。“二二八事件”爆发后，陈炘虽曾短暂的参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因为身患疟疾而无法参加开会，但在3月11日晚上，陈仪以约见陈炘为由将他逮捕，从此以后便下落不明。

1960年7月，陈明忠第一次被捕出狱后，摄于家中顶楼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日，陈明忠（中）参加五十年代政治案件殉难者春季追悼大会

总的来说，“二二八事件”不是什么台湾人的悲情，而是台湾人民继承日据时期“抗暴、回归祖国”爱国主义传统的表现，许多在事件中起重大作用的人，都是在日据时期参加台湾共产党、农民组合、文化协会和30年代以后的赤色救援会的积极分子。皇民化分子基本上没有参加，甚至还在旁边看好戏，嘲笑统左派说“你看，这就是你们热烈迎接的祖国！”

举例来说，日本战败投降，我从高雄回到台中农学院（今中兴大学）读书。当时看到很多年青人在十字路口，用风琴在教民众唱国歌（“中华民国”）、教国语。当时我很感动，觉得他们很进步。二二八的时候，我到埔里参加武装起义，看到这些人竟然都围在谢雪红身边，听谢雪红指挥。再经过两三年，五〇年代我被捕入狱，在保安司令部军事看守所我又见到他们，看到他们被枪决的最后一幕。

现在“台独”势力起来，和二二八没有直接关系，参加二二八的那些人都是日本时代反日的那些人，日本时代反日的都对祖国向往的，看到这种腐败转成绝望，才会想要把这种腐败的政府推翻，才会参加共产党。后来这些人都死了，但日本时代的三脚仔（皇民化分子），反而都没事，因为他们都没参加。他们还冷笑着，觉得你们希望的祖国就是这样。

另外，“二二八事件”发生的时候，确实也有些地痞流氓和从南洋复员回来的高砂义勇队日本军夫借机闹事，但到底有多少人？赢的时候就说有很多人，输的时候就跑光了。例如，打台中教化会馆的时候，据说有两三千人，但是我到埔里打乌牛栏桥战役的时候，就剩下一两百人而已。

剩下的都是什么人？当时留在谢雪红身边的都是共产党员，像后来跑到大陆去的、台中商业学校的何其怀，他是陈文茜的七舅公。还有武装基地第三队队长，台中师范学校的吕焕章。还有就是嘉义自治联军的那些人，张志忠是省工委会武工部部长，简吉是政委。

“二二八事件”后，很多共产党的基地都是左派那些人。光复前很多乡长镇长都是反日的，都是农民组合或是文化协会的成员，像率领民众进攻埔心机场夺取枪械弹药的芦竹乡（今路竹乡）乡长林元枝。还有后来和黄顺兴一起去大陆的陈逸松（当过第一届台北市议员）和王世坚的外公，嘉义朴子的张荣宗等等，都是日据时代赤色救援会成员。

日据时期反日的人，因为受到大家尊敬，在光复后很多都当乡长。这些人在二二八的时候参加起义，二二八之后都变成共产党的基地，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时期都被消灭了。

所以，所谓的“皇民造反论”是毫无根据的。日本总督后藤新平说：“台湾人贪财、怕死、爱面子”，也确实是这样的。他们不敢反抗，反而都是左派的这些人才敢反抗，只不过因为抗日的左派几乎在白色恐怖时期都被肃清，现在就轮到他们发言。很多人在参加二二八之后变成共产党，共产党被消灭之后，换三脚仔起来，当日本的代理商，成为日后党外民主运动的主流。所以整个历史的解释是错的，因为参加的这些人都已经死了，反而是和日本勾结的这些人起来，话语权被他们拿走，所以他们会说日本有多好。

陈福裕：你的意思是说，“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历史后果是日据时代抗日、迎接祖国光复台湾的知识精英，在经过二二八对国民党的失望后，转向对红色祖国的认同而参加地下党，因此在五〇年代时被全面肃清。在台湾的爱国主义传统遭受重大挫折的情况之下，皇民化阶层通过与日本之间的经济往来，做他们的代理商，日后成为占台湾出口总额90%台湾的中小企业主。由于他们对国民党的接收政策和土地改革不满，变成七〇年代台湾党外民主运动的主体，掌握了“二二八事件”的话语权，借以打造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