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亚五国的日元贷款项目（包括有偿和无偿项目）也相当有限。在2016-2020年期间，日本对中亚五国的“官方发展援助”仅在2016年排名第5（296万美元，而当年排名榜首的美国提供了3390万美元，差了不止一个数量级），其他年份则都在前五名以外，甚至连匈牙利提供的援助额都在日本之上，而匈牙利的人均GDP还不到日本的一半。

截至2021年，日本对中亚五国的援助情况如下：

对哈萨克斯坦的有偿援助额为951.49亿日元，无偿援助额为68.56亿日元，技术合作项目金额为138.09亿日元；在援助国排名上，在2016-2020年期间仅于2016年排名第五，其他年度均不在前五名中。

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有偿援助额为5010.11亿日元，无偿援助额为292.53亿日元，技术合作项目金额为206.04亿日元。在2016-2020年期间日本的援助额均名列榜首。

对土库曼斯坦的有偿援助额为45.05亿日元，无偿援助额为9.51亿日元，技术合作项目金额为13.51亿日元，在援助国排名上2017年排名第2，2018年名列第3，2019年下滑至第4，2020年进一步降至第5。

对塔吉克斯坦没有一个有偿援助项目，无偿援助额为440.69亿日元，技术合作项目金额为106.56亿日元。在援助国排名上，2016年和2020年排名第2 ，2017年和2019年名列第3，2018年独占鳌头。

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有偿援助额为375.80亿日元，无偿援助额为346.05亿日元，技术合作项目金额为218.22亿日元；在援助国排名上，2016年和2020年名列第4 ，2017-2019年均排名第3。

日本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投资协定于2009年开始生效，与哈萨克斯坦的投资协定则生效于2015年。与哈萨克斯坦的租税协定于2008年开始生效，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租税协定则从2020年才开始生效。这一协定虽然可以减少日本企业的投资风险，但却无法确保投资的回收。

截至目前，日本仅在吉尔吉斯斯坦开展了“一村一品”活动，其他则是为中亚五国培养人才，开展反恐和缉毒训练和边境管理等项目。对中亚五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直接见效的项目则难觅踪影。

除了受困于交通不便这一天然不利条件以外，日本企业对中亚五国投资裹足不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匮乏，在中亚五国几乎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日文投资信息。虽然五国也不时为日资企业举办招商洽谈会，但会上都是一些大而化之的资料，例如XX地方设立了经济特区，拥有XX优惠条件，欢迎各企业前往投资！日本企业对此一头雾水，甚至对这些特区的地理位置都一无所知。此外，日本企业感到困惑的另一个原因是统计数据严重不足，只有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的相关统计数据具有参考价值，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也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指导下开始重视这一工作，但日本企业仍对此强烈不满。另外，中亚五国的外汇管制和双重汇率（即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也使日本企业深感困惑。

中国与中亚五国外长会议网络图片

这些年来，日本几乎所有的对外战略，均与抗衡和遏制中国有关。日本之所以与中亚五国举行“中亚+日本”外长会议，其背景显然是上合组织的横空出世。日本欲通过在中亚加大投入，在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打入一个楔子，以此掣肘中国与中亚国家发展关系，而且欲使中国腹背受敌，消耗中国的战略资源。

眼看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关系日益加强，日本深感焦虑。2016年安倍晋三又推出“印太战略”，以此来对冲“一带一路”。但中亚远离印度洋，这一战略难以覆盖到中亚地区，于是在去年上合组织西安峰会取得巨大成功后，担任“日本与中亚国家议员联盟”会长的麻生太郎就建议将原先的外长会议升级为峰会，岸田采纳了这一建议，而中亚五国也对此表示欢迎，因为这些国家都希望在中国和俄罗斯之外再与一个大国建立类似的“邻国关系”。

但由于日本经济持续疲软，尤其是财政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困境，因此虽有经略中亚五国的强烈政治意愿，但明显力不从心，这直接导致中亚五国希望日本推动其经济发展的期盼始终是一厢情愿，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而日本企业对外投资一贯小心翼翼，缺乏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相关的引资政策和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和零部件配套能力等），即便对象国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但只要回收投资和盈利前景不够明朗，日本企业绝对按兵不动。因此即便日本政府一再呼吁，但企业却在商言商，无动于衷。

所以，虽然日本对中亚五国情有独钟，欲以此来抗衡和制约中国，但实力和条件却严重不匹配，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即便日本将外长会议升级为峰会，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与中亚五国关系的滞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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