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晨枫】

“中国崩溃论”早就唱不下去了，但近来“中国经济到顶论”又开始流行了。

与中国崩溃论不同，这一次似乎得到了数据上的支持。恒大、碧桂园都陷入困难，PMI连续低于荣枯线，疫后消费反弹没有如期发生，出口增长开始疲软，等等。

确实，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建设，铁公基已经高度发展，进入局部补缺的阶段。继续通过交通和城市基建这样的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发展，空间已经很少了。

以房地产拉动的模式也疲软了。一方面，房价普遍高企，而居民负债率已经很高；另一方面，人均居住面积已经极大提高。除了年轻人、新家庭，普通居民买房动力明显下降。7月以来针对房地产出台各种刺激政策，对于扭转颓势有所缓冲，但最终房地产不再能拉动中国经济，房地产主导的经济模式弊端也越来越明显，这条路越走越窄了。

出口也遇到瓶颈。中国制造的市场占领率已经很高，在欧美市场已近饱和，当前欧美的经济困难增加了出口下行的压力。尽管在美国和欧盟的脱钩压力下，大批中国制造以“阳澄湖大闸蟹”方式转道越南、墨西哥等国出口，对中国出口下行有很大的缓冲，但中国的出口压力还是很显著。

居民消费也处于低迷状态。居民财富其实还是在增长，只是大量转化为储蓄，仅2023年第一季度，居民储蓄就增加了9.9万亿人民币。相比之下，2008年的“大放水”才4万亿人民币，即使算入通胀调整也远远低于9.9万亿。

中国经济已经来到拐点，需要新的增长模式，这来自于对新质产业的投资和发展，由此激发经济的结构性升级和劳动生产率的阶跃性提高。只有这样才能带来收入的大幅度增长、消费者信心的大幅度提升和下一步经济循环的良性互动。

在大部分基本工业材料、消费产品、机电设备、能源交通、农业产品方面已经占据世界绝对领先地位之后，中国需要电动汽车、先进制造、新能源和材料、医药以及生命科学等新的增长点。芯片、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起到发展倍增器的作用，因此也成为美国科技阻击战的中心战场。

美国是想把中国钉死在当前的发展水平上。在经济上已经钉不住中国了，只能在科技上下手。新政策与以前的“领先一到二代”有本质的不同，之前美国是主动的，是许可，“让你跟上多少你就别想多迈一步”；现在是被动的，是阻击，“能把你挡多远就挡多远”。

但美国显然低估了中国的战略决心。别的不说，被制裁三年后成功上市的华为Mate 60，就是六盘山上的第一面红旗，体现了中国正在走入“芯片自由”。

工业4.0时代，将通过网络化、信息化、人工智能化，完成机器代替人的脑力层面从初步向高度的转变。领导世界的5G、与美国并肩的人工智能和即将到来的“芯片自由”，使得中国在这方面占位良好。

这只是工业4.0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能源。在工业4.0时代，光、风、潮汐、波浪、地热等可再生、无污染能源渐成主角，中国在这方面绝对领导世界。

交通是第三部分。美国的崛起与汽车分不开，便利的通勤使得工商的“章鱼触须”极大扩展，大城市更大，中小城市不再偏远，经济成乘法增长。中国的高铁和汽车其实才发展起来没有多少年，但已经有了明显的效果。电动汽车极大地降低了通勤成本，是新交通的另一条腿。

中国城乡经济的发展也进入到了乘法发展的时代。从大学生返乡就业和喜茶、瑞幸下县城，到新一线城市的火爆和二三四线城市的发展，都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经济的下一个阶跃取决于新质产业。广泛而坚实的传统经济基础决定了一旦瓶颈得到突破，新技术立刻可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高端产品，盈利立刻形成反哺，推动新技术和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华为Mate 60就是一个例子。

人工智能也是一样。美国或许在人工智能理论和突破性科技方面领先，但Chat GPT至今主要还是“玩具”，尚不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

中国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领先，注重创造价值，拉动滚动发展。华为的盘古大模型没有Chat GPT那么炫，专注金融、政务、制造、矿山、气象、铁路等，用于全球气象预报已经达到非常高的准确性，甚至不乏超过当地人工气象预报的例子。京东的言犀专注零售、金融和供应链物流，网易有道的子曰专注教育，携程的问道专注旅游，用友Yon GPT专注人力资源管理。据说中国已有70多个几十亿甚至更高参数级的大模型在不同程度的研发、推出、运行中。

华为盘古还是通用大模型，但京东言犀、网易有道、携程问道、用友Yon GPT都是专用大模型，有直通车的行业背景。一方面有现成的数据和应用场景，另一方面能在产生价值中迅速反馈和迭代发展。这是与通用大模型寻找适用场景然后再产生价值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同时，专业大模型从解决个性问题入手，向解决共性问题发展，也有别于通用大模型以解决共性问题开路、再适配具体问题的技术路线，但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汇聚到共性问题。这是理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区别。理论科学家名垂青史，但工程师才是架桥铺路、造福乡里的。

科技进步通过产业升级，最终转化为收入水平提高，转化为消费信心增强，转化为经济通过内生动力增长。

经常有人会说，国家发展和我有什么关系？

打螺丝、搬砖头在现在是低收入工作，但当年这是可观的收入，千万农民为此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最终促成了中国的第一波起飞，使得中国在今天跃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现在比亚迪们、华为们的工厂将提供新的机会，将打螺丝族、快递小哥们的收入提高到新的水平，最终促成中国的第二波起飞，使得中国跃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就是国家发展的作用。

在领先科技的支持下，以规模经济和低成本为武器，中国得以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田忌赛马，但这不是数量方面上中下马等量的赛马，而是上下少中间多：上马以质吃别人中马的量；中马质与量全开，吃尽别人的下马；少量的下马则由壮大的上中马罩着。

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是高收入的保障，但这里有两个问题：

1.产业的结构性升级必须得到人才的结构性升级的支持。

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的人才困境我们已经熟悉，美国的人才结构已经严重不适合再工业化，这将是美国的结构性困境。中国不能使人才的结构性失配成为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中国大学扩招和毕业生就业艰难成为眼下火热的话题，但这在客观上成为中国产业升级人才供应的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打螺丝族和快递小哥们也需要思考，在新的一波产业高潮到来时，如何站在潮头上弄潮，而不是因为不会游泳而被晾在岸上。当年的农民走出山乡时，不会开挖掘机，不会用电钻，不会做大厨，但他们勤学好问，克服了所有难关，完成了自我转型。如今的打螺丝族和快递小哥们也要考虑如何自我转型，机会只对准备好的人微笑。

2.高收入来自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意味着有选择地放弃低附加产值产业。

低附加产值与高收入是矛盾的。大规模低附加产值产业的存在与普遍的高收入要共存，不仅需要普遍扭曲按劳分配原则，还只有在美元霸权这样的特殊条件下才有可能。

在就业构成中大部分劳动力属于低附加产值行业时，普遍提高最低收入只是增加全社会生活成本。北上广深的收入水平比四线小县城高得多，但生活费用也高得多，数字上的高收入没有意义，这是一样的道理。

只有拿北上广深的收入，到四线小县城生活，才会有显著的生活质量提升。

在国家层面上，这意味着在经济和收入结构性升级的同时，大面积放弃低附加产值产业和相应的就业。

低附加产值产业分低附加产值制造业和服务/零售业。前者在中国已经受到强大压力，一方面招不到低薪劳动力，另一方面受到美欧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压力，开始大批向越南、印度等国转移。

服务和零售业雇佣大批低技能、低收入劳动力，在短时间里不可替代，也无法向外国转移，但在长时间里必然被机器人、人工智能、电商化大批替代，“旱涝保收”的快递、网约车都将受到自主驾驶的致命冲击。剩余的低附加产值制造业也将大规模机器人化、人工智能化、少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