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解体之后，面对独立建国准备不足的中亚诸国如何在戈尔巴乔夫式的新思维造成的意识形态混乱的格局之下塑造新的国家认同，无疑是摆在中亚诸国政治精英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同世界上其他新独立的国家一样，中亚诸国领导人采取了重构国族历史、塑造主体民族悠久历史（一定程度上是去俄罗斯化）的意识形态建构手段。

众所周知，书写中亚诸国的历史，一个无法回避的元素即是中亚诸国漫长的伊斯兰教传播史：

“伊斯兰教是于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初开始在中亚兴起的……公元七世纪初，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神权国家在半岛确立统治地位后，开始转向对外扩张。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初，阿拉伯人不断对中亚进行军事进攻和掠夺，并征服了该地区，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随之开始在中亚形成并得到传播、发展和巩固。宗教意识逐步渗入到文学、诗歌、哲学、艺术和建筑等各个领域，中亚各民族无不打上伊斯兰教的烙印，乃至形成当今中亚诸多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传入时，中亚地区正在完成从氏族部落向民族过渡的进程，而伊斯兰教文化则成为中亚地区民族形成的最早因素”。10

所以，尽管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几经反复（其中不乏武力征服过程）、中亚诸国伊斯兰教的信仰氛围也并非完全均衡（乌兹别克、塔吉克族民众的宗教意识较为浓厚），且经过了前苏联时代强有力的无神论宣传；但在中亚诸国独立后的国族主义历史叙事中，伊斯兰因素仍然占据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亚诸国的国史重构中，诸多具有伊斯兰色彩的历史人物也被视为本国、本族的象征符号被重新解读、进而以求激发起共同体成员对于共同体的自豪感和认同感。11

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的清真寺（图/视觉中国）

实际上，早在前苏联时期，当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的所谓“新思维”的社会改革，放弃苏联当局已经延续数十年的控制与管理相结合的宗教政策之后，中亚地区就已经开始出现一波伊斯兰复兴的浪潮。12这波伊斯兰复兴思潮一定程度上是对于前苏联时期宗教控制的反弹，也和伊斯兰在全球范围内的复兴有关，更是前苏联时期共产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忽然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而失去政治认同效用后中亚诸国普通民众试图在历史传统中寻求新的意识形态认同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

而在国家层面，伊斯兰教在中亚诸国的迅速复兴，则是当时的政治精英们试图采取利用伊斯兰教信仰来型塑一种新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如杨成所指出的，其目的“是使伊斯兰教信仰深入中亚五国民众的内心深处，将之不仅视为一种信仰，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方面可以填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消散所形成的真空，另一方面也争取降低转型的机会成本，减轻整个社会的心理负担”。

另外，作为国族建构的一种重要模式，所谓伊斯兰教（中亚诸国）VS东正教（沙俄）的敌我模式塑造，也使得“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一个国家自我识别的手段，一种将自身从莫斯科获取精神解放的工具，一种剥离共产主义体系和作为外国殖民统治标志的斯拉夫文化的门径”。13

最为关键的是，中亚诸国的政治人物，其首要任务是巩固自身政权和统治，而汹涌沸腾的民情和民意，则是其在政策制定中必须考虑、甚至试图加以利用的因素，如一些政治人物也意识到宗教在塑造个人政治权威中的巨大作用。

土库曼斯坦的总统尼亚佐夫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卡西莫夫在担任独立后的国家领导人后不久即利用访问沙特之机前往麦加朝觐，“尼亚佐夫更是通过总统令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建立多座清真寺和经学院，其中还有很多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乌兹别克斯坦，尽管面临着严重的宗教极端主义的压力，总统卡里莫夫还是在总统宣誓时将手放在了古兰经上。而在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多次公开赞美伊斯兰在国家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的贡献，并曾多次参加一些具有宗教特色的仪式活动”。14

卡里莫夫手按乌宪法和古兰经宣誓就职乌总统。（图/乌通社）

因此，伊斯兰因素在中亚诸国国族建构中的强调，实际上也是政治人物们试图重塑意识形态、迎合选民心态的一种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