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国家与国族建构

国家，无疑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人类文明史的长河中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国家形态；但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家更多的实际上是指现代国家。

在20世纪的社会学大师韦伯看来，现代国家首先体现为一整套制度或者机构，并以特定的领土为界限，但最为关键的是，“现代国家是个制度性的支配联合体，它已经成功地确立了在一定领土之内对作为支配手段的物理暴力的垄断权”；甚至，根据韦伯的观点，归根到底，只能根据国家所特有的手段，即物理的暴力（Gewaltsamkeit），对现代国家进行定义。其他诸如埃利亚斯、奥尔森等学者对于现代国家的界定也均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国家对于权力和暴力工具的垄断属性。

但这种“权力的垄断”、“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的依据何来？或者说现代国家的公民缘何要认同这个国家及其统治体系？

对此，一般的论证主要从国家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职能的公共性角度和国家产生于人民订立社会契约的民主论角度着手：如强调国家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与税收的权力，目的不在于为国家机构自身或国家机构的成员谋求福利，而在于为一国的人民提供“公共产品”；1而民主论的代表则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社会契约论叙事，君主立宪，还是总统制、议会制，仅仅是具体政权组织形式的不同，其国家性质和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塑造大多是一种人民主权的民主制模式，因此现代国家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民主国家。2

所以，和古典王朝相比，现代国家在国家权力大幅度渗透入社会的同时，也承担了大量的公共福利职能，而且其合法性来源的论证模式，实际上也由“上帝”变成了“民主神”。

美国国会资料图（图/politicscentral.org）

可无论是强调国家之提供公共福利职能的所谓公共性，还是强调国家的形成来自与社会契约的订立，其理论论述无疑都是一种工具理性或者制度理性；这和原来那种强调王室对于民众的亲和力、君权神授之宗教所起到的凝聚力相比，多少显得过于冷冰冰的，似乎缺乏足够的情感维系。所以，便有了诉诸于“民族”的“民族—国家”情感塑造模式：即国家是由民族构成的，每个公民均为民族的一份子，从而通过诉诸民族情感同一性，强化公民对于国家的忠诚度和认同感。

所以，现代国家建设实际上通过确立一种同一性的民族认同，进而以民族—国家同一性的方式来体现统治的合法性和排他性，从而在列国林立的世界格局中实现主权国家式的统治单位界分。正是基于这种“民族—国家”的统一塑造，统治者可以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并在法律和对外交往中代表国民全体，民族国家也因此成为现代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权力装置器”。3

由此，发轫于近代欧洲国家竞争的现代国家，和传统国家相比，不再是有边陲无边界，而是有着清晰的国家标识：主权、领土和人口。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国家在其疆域范围内通过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统一的民族利益、统一的国民文化等方面的一体化制度塑造，实现了对原来的封建式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全面整合，更直接地汲取了充分的社会资源，以达致国家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从而确保其在激烈的国家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时，通过人民集体出场，形成民族、民族行使制宪权，建立政府机构的理论拟制，书写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双重合法性叙事模式，4进而在政治除魅化的时代实现了合法性的有效论证，也做到了最大程度的政治动员。

正是缘于民族国家相比于传统国家所体现的这种巨大合法性塑造和政治动员优势，所以虽然不断有论者提出要“超越民族国家、迈向文明国家”，或者说用天下体系取代民族国家，甚至关于民族国家的概念和相关理论沿革，也均是见仁见智，但时至今日，国际竞争的主权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人类社会的治理也基本上是以民族国家方式为单位。所谓的全球化、跨国治理，不但无法绕过各个民族国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在客观上加深了民族国家的认同程度。5

因此，所谓现代国家建构，一个核心的任务即是强化这种民族—国家的同一性，进而实现最大程度的合法性塑造和政治动员，即国族建构或者国族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