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唤社会主义3.0

舆论和理论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40多年前，邓小平那一代的领导集体发现老路走不通了，于是我们从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逐步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但是如今，从规模和贡献上来看，民营企业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那么公有制的主体形式如何体现，和非公经济的关系怎么定义，就引起了大量的争论。

第二个问题就是，市场经济采取了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的分配制度。有人就认为，按要素分配就是按要素的稀缺度来分配的，越稀缺的报酬就越高，那么劳动在分配当中的比重到底有多少？到底是逐年扩大的还是缩小的？这就牵扯到共同富裕的大问题了。

前几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风靡一时，其主要观点就是，劳动在整个各要素分配当中的比重从1980年代以后就逐步下降了，不仅是欧洲和美国，我们中国也面临同样一个问题。

另一个是分配制度如何兼顾公平的问题，按要素分配，是不是各个要素在一次分配中都各得其所了，如果能各得其所，要素分配就是公平的，甚至无需二次分配了，这个方面争论还很大。在社会主义2.0版的运行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系列实践问题，在理论上无法得到完整的解释，这就形成“左”“右”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是不是需要一个社会主义3.0版来证明、来确定、来解释这些新问题？

另外，还牵涉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时采用的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之间是什么关系，过去我们的表述一直在变，原来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改成起“决定性作用”。

“决定性作用”怎么理解？是不是参与市场的各个要素都要按照市场的稀缺度来配置？如果是这样，市场能否自动解决公平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政府怎么调节？如何调节东部和中西部的区域差异？如何调节收入差异，如何调节各要素背后对应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异？

上述问题，都需要一个3.0版的社会主义来解释。因为社会主义2.0解决了效率问题，各个企业都按照市场价格能够做出灵敏反应，计划经济时期的无效低效和浪费现象大大减少了，我们的生产力提高了，我们的财富增长了，人民富裕了。但是，财富的分配如何体现公平公正，以达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问题提出来了，仍然没有解决。

因此，时代呼唤社会主义3.0版，需要对上述现象给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如果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同和追随，便可以此作为新时代的指导方针。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邓小平理论的传承：共同富裕

邓小平在1985年3月7日曾讲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又讲，“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这个问题在2008年的西藏和2009年新疆就曾暴露出来了。虽然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但也暗示了区域差异的扩大会影响到民族问题，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调节区域之间的差别。

经过努力，这些年区域之间的矛盾已经得到了缓和。新世纪以来，中央财政加大了对中西部的转移支付，一方面推动革命老区、民族、边疆、贫困地区发展，同时把中西部以农业为主的地方最重要的财政支出——即义务教育支出免了，实际上由中央财政买单。

随着中西部惠民政策措施的多管齐下，现在看来，区域差距和民族差距已经基本缓解了。1976年到1978年，我曾在西藏教了两年书。5年前我又重返西藏，碰到了我很多藏族的学生，所听所见，西藏的人民生活、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公共保障、农牧民定居等等方面，确实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城乡之间的差距经过多年的建设也在缩小。从新农村建设，到精准扶贫，再到乡村振兴，近1亿人脱离了绝对贫困线。这些群体主要分布在中西部，而且少数民族比重很大。

相比较而言，阶层之间的分化确实还是个束手无策的问题。我们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相对贫困还存在，所以，我们推出了共同富裕策略。共同富裕在左派和右派眼里有不同的定义。右派比较极端的观点认为，共同富裕根本就不能写入党的文件，因为写进去那些民营企业家会害怕，认为又要搞劫富济贫了。

当然党的文件在这方面的表述是很谨慎的，前几年就曾反复澄清过所谓“共同富裕是吃大锅饭、搞劫富济贫”等这些错误的说法。前些年我们的监管比较严厉，我们整顿房地产，整顿资本无序扩张；话说得也比较重，“资本有好坏”、“要为资本设红绿灯”等。我上课的时候有很多民营企业家听众，他们都来问我对这些政策的看法，看得出他们有顾虑。

我的看法是，与西方不同，中国的资本是不能干预政治的，对那些操纵市场影响社会公平公正环境的资本肯定要规制。这些年中央反复讲“两个毫不动摇”，就说明中央的大方针是不会改变的。而且民营资本对国家的贡献已经占到三分之二了，尤其是就业，主要靠民营企业来解决。过去几年特别是疫情期间，政府一直是在想办法为企业减轻负担，比如减税降费，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所以民企要有信心。

邓小平理论的传承：从富起来到强起来

第二个邓小平理论传承的重大问题，是对我们的历史发展阶段的重新认识。

党的十九大文件专门讲了当前发展的历史方位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毛泽东的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阶段；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定义为富起来的阶段；十八大以后的新时代，定位为强起来的阶段。

认清历史发展阶段一直是我们党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总的历史框架。历史定位问题解决以后，就能够很好的理解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的传承关系。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在深圳蛇口“海上世界”旅游中心眺望蛇口工业区。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刚刚对外接轨，我们的招商引资项目，还主要是以低端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污染产业为主的。中国得到的好处就是就业，我们解决了沉淀在农村的几亿绝对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不断扩展的工商就业岗位相结合，推动了中国的高速发展，而且持续时间之长也是惊人的。

2006年开始，我们提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中国制造业开始转型升级，到2015年就更加明确了，《中国制造2025》提出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

《中国制造2025》本意是要解决中国制造大而不强的问题，通过和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进行对比，在十大领域找差距补短板，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总之要推进产业层次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

文件发布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做出了出乎我们意料的反应。他们希望我们锁定在低端制造上，没想到我们的产业要向微笑曲线的高附加值两端提升，与西方的高端制造尖端科技抗衡了。所以，2017年开始，美国开始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中兴和华为，贸易战开打。

在我们的叙事中，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我们最多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徘徊。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血洗百年屈辱，要复兴我们在历史鼎盛时期的全球位置，这个目标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一代代有识之士的梦想。

晚清的冯桂芬是中国近代史第一个明确提出赶超西方的思想家。1861年在他的《校邠庐抗议》中就提出中国自强之道要分三步走：“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不仅如此，他认为“雪耻”、“复强”的根本办法，就是要发展工业化，强调通过自造、自修、自用洋器，中国就有了“隐然之威”，如遇外敌入侵，“战可必克也，不战亦可屈人也”，只有这样，“我中华始可自立于天下”。

后来毛泽东也这样讲。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出了“超美”设想，提出再有五六十年，中国完全应该超过美国；而且这是一种责任，我们搞了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如果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被开除球籍了！

邓小平的赶超策略，也分三步走：第一步，到1990年，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为他怕急于求成要出问题，第三步策略才是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事实上我们干得比他预测的还要好，目前离21世纪中叶还有25年，我们离世行标准的高等收入水平已差一步之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