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郡县国家”遭遇大流动社会的挑战

当传统的郡县制在中国彻底推广时，却发现其原来所依赖的以静态为主的社会基础逐渐松动瓦解了，一个高流动的现代中国日益迅猛地呈现在历史面前，郡县制何去何从，是会被釜底抽薪而难免盛极而衰，还是在新技术条件下浴火重生？这都是执政党带领人民实现伟大复兴所遇到的仍未完全解决的命题。

（一）大流动时代的本质

“中世纪本质上是个农业社会，它到处弥漫着庄园。作为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庄园，具有宗法性质。在此，无上权力的领主决定着一切。由于缺乏市场，这些领主并不追逐利润，也无需剩余产品，一切够满足就行了。”（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61）“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力的变换、职能的变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²⁹

古代社会是静止的，为什么现代社会要流动？因为基本的生产在流动和变化。为什么生产要流动和变化？因为人的欲望在不断变动。这种变动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以来尤为突出。中国几千年历史中，进入如此大规模的流动社会，还是仅仅最近二十多年的事情，“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有2.92亿人，……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增长11.89%。”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略多。

人类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资本、信息、技术、人口等各种要素流动加快，这个趋势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如何应对高速流动的社会，是一个有意义的真问题，而且是一个长期有效的问题。“整个19、20世纪迁徙搬家的美国人总数清楚地凸显了美国居民的流行性。人口流动性是美国历史最有活力也最普遍的特点之一。……今天，分析家们惊异地发现，每年有约五分之一的美国人换居住地。今天居住地流动性和一个世纪前一样频繁。”³⁰考虑到美国早已成为一个高度城市化和后工业的社会，即使美国人是一个“热爱搬家”的民族，也必须意识到大流动是一种未来的常态。

人口大流动，不仅仅存在于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身上，也依然存在于城镇化高度发达之后的白领身上，原因已如上述所言。当然，不同群体和阶层之间的人口流动性是否有差异，值得我们日后更细致的研究。如美国，“外国移民的流动性比本地人差，白领阶层的流动性比蓝领工人阶层差”。³¹反观国内，我们当前的一些政策和思路总是想把社会再固定下来，多少有些一厢情愿。我们必须从社会大流动的原因上去分析，而不能仅仅从治理的主观愿望去入手。

（二）大流动时代的特性

当我们意识到大流动时代的来临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之后，需要更多细致的对流动中国的诸多特征的认识，否则建立在似是而非的错误判断基础上的决策和对策，都将是进退失据甚至南辕北辙。关于当代中国流动社会特性，笔者认为至少以下三个领域值得深入展开：流动本身、内外有别、有序流动。

学术界也常常被“乡土中国”的衰败甚至“空心化”所震撼，要拨开表面的迷雾深入流动中国的内里和实质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和有创见的概念阐释。近期学界从“同乡同业”的角度也做出了一些论证与探讨，都是极有价值和贴近中国实际的研究。

吴重庆从人口流出地的“无主体熟人社会”延伸到人口流入地的“同乡同业”，修正了“乡土社会解体”的简单片面的流行判断，揭示了“大流动格局下的农民积极运用本土社会网络在远离家乡的广大城镇，依托同乡关系，开展同业经营，并凭借快捷的行业信息沟通及融资，击败同乡关系网之外的竞争者。可以说，农民离土离乡，不见得就会导致乡土社会资本流失，相反，可能因为在外同乡同业间互动机会及互惠需求的增加而加速了乡土社会资本的运作，并使乡土社会资本增量。”³²

谭同学对于湖南新化人在数码快印业的研究显示，“从事数码快印业的新化人以亲缘、地缘关系网络为基础，加上技术上的优势，在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企业呈‘内卷化’方式发展”。³³夏循祥的“作为酵母的社会关系——湖北监利一个被馒头改变的乡镇”和郑莉的“东南亚莆田人的同乡同业传统——马来西亚芙蓉坡的例证”，都是这方面的优秀研究。比新化人从事快印业更为全国所熟知的是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遍布全国各地的兰州拉面餐馆主要都是青海化隆县人所经营。诸如此类的，还有河南周口人在出租车行业的广泛覆盖，福建“莆田系”民营医院等。

“同乡同业”是描绘流动中国真实图景的一个重要而有趣的视角，值得有志于建立中国学派的学者投入更多精力。反之，如果认识不到流动中国的这些真实画面，对流出地的判断彻底悲观，认为其毫无区别地陷入瓦解和衰败之中，则必然会采取将农村的生产资源和资料集中到大户或者大企业手中。而其实很多地方在本地人口流出的同时也依然有其他地方人口的再次流入，进而继续保持着活力。“事实上，在目前的客观环境下，小农场仍然享有众多比大农场有利的条件。”³⁴推演开来，这直接涉及对农村地区的基本经营体制改革方向的争论，意义十分巨大。

（三）大流动时代的挑战

国家治理体系一般以政府科层组织为核心，加之中国历来国家与社会彼此嵌入的传统以及当代党政紧密结合的国情，党政科层结构显然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这也是笔者将对“流动社会”治理的研究聚焦于“国家视角”的原因。这套带有浓厚“郡县国家”传统色彩的治理体系在面对一个“流动社会”的突然到来时，其所产生的诸多困惑背后涉及的深层次挑战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新事物层出不穷，政府职能无法适应稳定。在东部中国的田野调查中，党政机构中负责流动人口相关工作的人员经常抱怨的事情，就是涉及流动人口的诸多事务，不知到底该归口到哪个部门负责。

大量具体治理事务，远非高层级机构几句姿态性的话语可以化解。原先以户籍人口为对象的整个治理和服务体系，面对一个庞大的大范围流动的人口群体时，显得异常吃力。因为之前的“属地管理”和“属人管理”之间并不冲突，事随人走，人已经附着在地上，属地本身也蕴含着属人之意。但在流动中，人地分离，同时也意味着人的信息无法为属地的机构所掌握。掌握被服务对象真实可靠的信息，是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基本保障，属于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

“证明”成为当下基层单位和工作人员实践中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必不可少的“基础”，这绝不是什么官僚作风和为难流动人口那么简单，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笔者在拙作《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最后一章曾专门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90年代40余年的基层政府机构变化，背后体现的就是乡镇政府职能的变迁。³⁵而最近20余年这方面的变化依旧非常剧烈，若能深入梳理60年来一个县和乡镇的政府职能变迁，也会是一件极有现实和理论意义的事情。

从理论层面上总结，就是以“规则导向”的科层制，在剧烈变动时期，难以满足“问题导向”的弹性治理的现实要求。而此类情况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保持着对民意的高度敏感，“回应性”较快，以“党的领导”的“政治性”克服科层行政系统的因循守旧。学界近年热门的“运动式治理”“项目制”等本质上都是这方面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