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德瑞】

在其主编的《官僚制与政治发展》(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一书的导论部分，政治学家约瑟夫•拉波兰巴拉(Joseph LaPolambara)强调，最低层级的行政人员在塑造大众对政府与国家的态度方面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认为，不管那些处于行政官僚等级顶层的官员们是如何对各种价值观，以及国家权威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有效影响加以描述，对社会大众最直接的决定性影响，通常是由那些处于行政官僚等级最底层的行政人员所做出来的。

尽管拉波兰巴拉的上述观察主要针对的是社会大众在感知国家政权正当性时那些行政工作人员给前者所造成的影响，但这一结论也同样可以被用来描述各种行政机构与行政资源的可利用性及其在地方上的运用。

无论那些关于仁慈家长式统治与仁政的理念是如何被清朝的官员们加以鼓吹，并借助宣讲圣谕的活动而在帝国全境内传播，对于绝大多数的皇帝子民而言，官府便意味着县衙当中的那些书吏和差役。毕竟，县衙的吏役们与当地社区的接触最为直接，也最为频繁。当地百姓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能见到知县本人，而他们与知县进行当面交流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

从这个意义上讲，帝国政府并非抽象美德的贮藏室与从高处向下辐射其影响力的道德权威，而是体现为衙门吏役这些知县的爪牙，他们负责征收赋税、缉捕人犯、递送传票、对田宅交易进行登记、张贴官府告示及在乡村地区进行各种调查。

另一方面，衙门吏役的金钱利益和生计利益，与地方行政实践的那种非正式特征结合在了一起，再加上对吏役们的各种具体行为缺乏正式法令规定从外部加以控制，结果导致一些社会大众在与这些国家在地方上的代理人打交道时，存在着对自己与衙门吏役相熟这一优势及自己所具有的个人影响力加以利用的大量空间。正是这种可能性让清代的官员们感到为之不安。

《在官法戒录》刊本

虽然清朝的官员们经常斥责上述情形将会颠覆家长式教谕的影响并破坏公德，但是此类言辞的潜台词则是那样做将会导致朝廷权威面临被稀释的危险。当代的学者们通常会对上述相互作用的方式予以承认，但是也往往会将它描述为不仅削弱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而且还阻碍了国家与社会之关系在中国帝制晚期的充分理性化。

上述这两种推测都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清代吏役们的那些非正式做法，使县衙的行政活动变得不像是彰显皇权的臂膀(不论县衙的行政活动对当地百姓们是仁慈的，还是对社会大众构成了扰害，抑或对其漠不关心)，而更像是一个不同的人们在其中进行议价交换的区域。这一区域将那些非正式的私下交易与吏役们作为国家在地方上的代理人所承担的各种正式功能结合在了一起。

在本书的前面几章当中，我们已经看到此类交涉的许多例子，例如某人得到被招募进县衙承充吏役的机会，由差役们担任包税人，以及衙门吏役与地方社区之间的各种合作关系。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将一些行政服务也归入此类，例如向商人、牙人、戏班、妓院与鸦片烟馆颁发执照或许可，对各种交易进行不实登记以规避缴纳税款，又或者利用自己与在衙门当中工作的某些吏役的个人联系，使自己可以得到有利对待或内部消息。

在诸如此类的领域当中，清代县衙的行政活动，为当地民众提供了一种可被用来追求其各种个人利益的资源。这种资源的可获得性，则取决于地方衙门吏役自身的各种经济利益、他们对行政手段的控制，以及他们工作于其中的那一制度的法外运行特点。当然，在地方衙门吏役工作于其中的那一制度里面，有着相当多的权力滥用空间。

但是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此类滥用手中权力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地方衙门吏役自身希望这份生计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需要，同时还被当地各种关于怎样才算一桩公平交易的观念所约束。就此而论，衙门吏役乃是一个在当地的各种权力、权威与影响力之间游走的特殊利益群体。他们也是那个由彼此既冲突又联合的衙门吏役、知县与地方士绅所构成的三角模式当中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首先，在维持所在县域内各项行政事务稳定运行这一点上，衙门吏役与知县的利益显然是一致的。如果说知县之所以期望行政事务能够稳定运行，乃是为了增进国家的利益与基于自身仕途的考虑的话，那么对那些希望保住自己手中饭碗的吏役们来说，维持行政事务稳定运行同样也非常重要。这种共同的利益，使得非正式行政实践所借助的各种手段成了知县们与吏役们之间的一种妥协。

然而，尽管知县与吏役们之间经常相互合作，但他们的关系在某些方面天然存在冲突。例如，吏役们在承办诉讼案件过程中的经济利益，便经常会与知县希望尽量减少待审案件的数量的想法相冲突。在这个例子当中，与其他领域中的情形相似，对各种行政资源进行控制并加以利用的问题，乃是双方之间产生矛盾的最主要根源。

我们业已在本书前面部分讨论过的许多例子当中看到，当新上任的巴县知县试图通过改变一些惯例性做法来加强自己对衙门内部事务运作的控制时，吏役们能够对知县的这种努力进行抵制。为了在此类冲突中强化自己的主导，知县们有许多种手段可以动用，其中最常用的是体罚这种赤裸裸的强制性权力。知县们为了减轻对吏役的依赖，还经常会自己出钱雇用长随与幕友，而这些人可以在专业技能方面与吏役们形成某种抗衡。不过在这个领域当中，最为重要的资源与支持力量，乃是知县与当地士绅们之间的关系。

《清代地方政府》书影

在地方层面的所有政治关系当中，知县们与当地士绅领袖们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界被分析得最为透彻，以至于这种关系有时被描述成相当于地方权力及其影响之全部。此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没有当地社区领袖们的配合，一名知县要想管理好其治境内数以十万计的民众，根本就希望渺茫。

因此，衙门吏役被形容为知县的爪牙，而士绅领袖们则经常被称作知县的耳目。这种以人体感觉器官进行比喻的说法非常形象和贴切，因为如果说爪牙可被视作执行知县意志的工具的话，那么耳目这一说法，则意味着一种认为士绅领袖们所起到的作用远非纯粹只是工具性的共同看法。

这种关系当中的合作，乃是植根于知县们与士绅领袖们共享的儒家正统价值观及建立在那些理念之上的权威结构。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存在于社会政治等级结构，以及该结构的那些意识形态基础当中的相互投入，使得清政府能够以一种在现代早期的欧洲不可能实现的方式，来与地方精英们分享权威。在社会出身、教育背景、志趣爱好及那些被明确加以表达的价值观方面，相较于其与所在社区当中的其他群体(包括衙门吏役在内)而言，知县们与士绅们彼此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