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很容易忘记，当年的内塔尼亚胡本质上是个自由派

你必须记住，你在电视上或社交媒体动态里看到的西方政客，其真实面目并非如此。那些屏幕上展示的形象，不过是为了取悦观众而编排的一场秀。

当那些政客的性命直接系于你的决策时，你对他们的理解就开始不一样了。他们在公开表演中不曾流露的弱点会暴露无遗。

我至今仍记得比尔·克林顿——当时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其麾下的战略轰炸机和核潜艇编队足以摧毁地球数次——向我，他当天的安保兼随行人员，请求去洗手间的许可。我放他去了。

拉宾遇刺后，西蒙·佩雷斯旋即就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是反对党领袖，在我们许多以色列人看来，他因1995年全年都在出席全场高呼“谋杀拉宾”的集会而声名狼藉。这总让我回想起《列王纪上》21章19节中的一句希伯来语经文：“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

我从未遇到过像佩雷斯这样的人。他为人简朴谦逊，每晚只睡两小时，靠在公务车凯迪拉克后座小憩20分钟便精神焕发。他的妻子索尼娅开着一辆小车，隐姓埋名地在一家医院里照料儿童和残疾人。

佩雷斯是以色列建国一代人的最后传承者之一，当他在1996年5月与内塔尼亚胡角逐大选时，早已是功成名就的传奇人物。

内塔尼亚胡与佩雷斯。佩雷斯于2007年至2014年担任以色列总统，曾两次担任以色列总理，两次担任代理总理。

大选之夜，我们的安保团队在入睡时都以为佩雷斯会胜选。可一觉醒来，总理已是内塔尼亚胡。

我们对比比（内塔尼亚胡昵称）的情况了如指掌——至少我们自认为如此。

在辛贝特负责要人安保时，你可能花两天时间保护总理，另外三天保护反对党领袖。

那时的我以为自己了解内塔尼亚胡。他浮华张扬，像个营销专家。要知道，那是九十年代末，距离柏林墙倒塌才不到十年。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是当时世界上最成功的政治家。他们在这个崭新的全球化舞台上显得游刃有余。他们的形象光鲜夺目，我能看得出内塔尼亚胡渴望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如今，当他的政治立场更接近法西斯主义时，人们很容易忘记，当年的内塔尼亚胡本质上是个自由派。他与法院和媒体的关系融洽。

我的口袋里总揣着一本辛贝特的小册子，里面密密麻麻地印着需要警惕的潜在刺客照片。小册子当中的面孔之一，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如今却成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联合政府中的国家安全部长。在1998年，我们认定本·格维尔这个极端宗教右翼分子更可能试图刺杀以色列总理，而非与他们共事。

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也是首位在独立后的以色列出生的总理。他拥有惊人的自信。在与克林顿的一次会晤中，内塔尼亚胡精力充沛地一连讲了几个小时的“边缘政策”（指在冷战时期用来形容一个近乎要发动战争的情况，通过威胁到达战争边缘来说服对方屈服的一种战略术语，译注。）——值得肯定的是，当时内塔尼亚胡延续了奥斯陆的和谈进程——这位精疲力竭的美国总统抱怨道：“该死的他以为自己是谁？这里谁才是该死的超级大国？”

当时的内塔尼亚胡也准备将大片领土让给巴勒斯坦人。在1998年10月的怀伊河峰会上，我看着他与亚西尔·阿拉法特一起坐着高尔夫球车疾驰。近30年后的今天，回想起这一幕仍令我倍感困惑。

我的工作是提前计划。规划路线、安排后勤。我永远无法休息。至少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以色列的政客和外交官就是地球上受到最多威胁的群体。

你能感受到这份责任的重压。这不仅关乎某一位总理个人。他们是象征。你保护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以色列。

从“天命昭示”到异常孤独

我开始怀疑内塔尼亚胡并未准备好担任总理。他家庭里的矛盾层出不穷：妻子萨拉野心勃勃却脆弱敏感；她是位年轻的母亲，努力抚养两个孩子，但内塔尼亚胡需要她扮演外交官和表演者的角色，就像比尔需要希拉里那样。

萨拉变得郁郁寡欢。年复一年，她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当年那两个年幼的孩子之一，亚伊尔，如今自视为其父的潜在接班人。

但内塔尼亚胡最大的压力来自其父本锡安·内塔尼亚胡。本锡安是位历史学家，也是以色列政坛中的一位失意者。在我眼中，他是位智慧的老者，却对自己的儿子表现出极度的冷漠。

本锡安专攻西班牙犹太史。在他的《15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起源》一书中，本锡安论证了西班牙人对犹太人的仇恨根植于种族仇恨——并将其与最终通向大屠杀的那条线索直接相连。在他的思想中，反犹主义是根深蒂固存在的。对这种仇恨保持强硬的警惕，是每一位以色列领导人必须缴纳的赋税。

即使在内塔尼亚胡当上总理后，本锡安也明确表示，他几乎不认同儿子的一切主张。儿子则认为，父亲未能在以色列的大学中保住几份教职，是这个国家辜负了他。久而久之，我开始视此为内塔尼亚胡内心深处的核心纠结，也是他后来攻击精英、媒体和法院的心理根源——来自父亲的耻辱感、缺乏安全感与悲观，如同传家宝一般遗传给了儿子。这一切并非比比的过错，不过是这个家族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