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米·德罗尔，翻译/鲸生】

我曾给三位以色列总理担任过保镖。

第一位是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他可谓“一半是人类、一半是龙卷风”，当我还是一个22岁的体魄健壮的小伙子时，竟差点跟不上这位70多岁老者的脚步。接下来是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当时以色列历史上战功最卓越的军人，其军服肩章上的尘土还未落尽，就已经转型为一名成功的工党政客，他最终登上总理之位。

至于最后的那一位，我曾护送他穿梭于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陪同他出入世界权力的中心，会晤教皇、总理和总统们；这也是一位比其他任何以色列人都更深远地决定了我国在21世纪命运的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言。 图自联合国官网

如果拉宾还活着，今天的以色列会是什么样？

我在阿什凯隆长大，那是上世纪70年代，位于特拉维夫和加沙之间的一座城市。儿时的我梦想成为一名电子游戏设计师。夜晚，我生于罗马尼亚的父亲会讲述他如何奇迹般地从大屠杀中生还的故事。在我八岁那年，以色列面临的威胁来自伊拉克，而非伊朗。1981年夏天，以色列空军的F-16战机轰炸了在巴格达东南方向数公里外的一座伊拉克核反应堆。

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是梅纳赫姆·贝京，他和我父亲一样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提出了“贝京主义”，强调任何阿拉伯国家都不得拥有核武器。

和所有以色列人一样，我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了三年。退役后正不知该做什么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招聘航空安全官的广告。这份工作是在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航班上提供安保，但也能借此周游世界，还有大把时间可以学习。

于是我申请了这份工作。训练结束后，我被叫进一个房间。显然我表现得不错，因为辛贝特（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的一位官员问我，是否愿意担任时任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的保镖。早在此两年之前，也就是1993年8月27日，拉宾做出了震惊世界的举动——他宣布，数月以来，其政府代表正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的高级成员在挪威奥斯陆周边的秘密地点举行谈判。

我惊呆了，这些谈判活动对以色列媒体，甚至对拉宾的内阁都是完全保密的。

巴解组织已经同意正式承认以色列，并承诺终止在加沙、约旦河西岸及以色列本土发动的恐袭活动。作为交换，以色列将承认巴解组织，并允许其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和平似乎触手可及。时任拉宾政府外交部长的西蒙·佩雷斯曾满怀憧憬地谈及一个“新中东”。

1995年9月，时任以色列总理拉宾同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在克林顿总统的注视下于白宫会面，拉宾于5周后遇刺身亡。 美联社资料图

待到1994年我被问及是否愿意担任其保镖时，《奥斯陆协议》和拉宾本人已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哈马斯组织对以色列平民发动了自杀式袭击。这激起了针对拉宾政府的抗议浪潮。示威者焚烧他的画像，并叫嚣着要取他性命。抗议活动旷日持久且声势浩大，成了以色列历史上一个被毒化的分水岭。当暴力的浪潮席卷全国之际，以色列公众也开始转向反对奥斯陆的和平进程。

能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刻为国效力，这个机会让我感到既敬畏又忐忑。这完全不在我为自己规划的人生蓝图之中。在脑海深处的某个角落，我依然认为自己最终会去设计电子游戏。

但我还是签下了辛贝特那份为期四年的合同。因为我信任拉宾，也相信奥斯陆和平进程。尽管我后来被剥夺了与他见面的机会，但我能感觉到拉宾是一位非凡的总理：他极具智慧，注重细节，并且对安全工作充满热忱。我为自己规划好了一切。拉宾将实现与阿拉伯世界的和平，而我将站在一旁守护着他。之后，我再转行成为一名软件开发者。我的紧张情绪逐渐消散了。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那时我才刚满22岁。当时在世的大多数以色列人都记得事发时自己身在何处。我当时正和父母在一起，我们在他们的公寓里观看电影《鳄鱼先生》。那是1995年11月的一个星期六晚上。第二天本该是我加入辛贝特、正式上岗保护拉宾的第一天。

电视屏幕上，保罗·霍根（主演）的面孔骤然消失，频道切换到了新闻播报。报道说，当天傍晚，拉宾在特拉维夫市中心参加了一场支持《奥斯陆协议》的集会并发表演讲。他对人群说：“我一直相信，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渴望和平，并愿意为和平承担风险”，“暴力正在侵蚀以色列民主的根基，我们必须谴责它、唾弃它、孤立它”。

这是他最后一次演讲。

当拉宾离开集会现场时，一名反对和平进程的暴力右翼极端分子朝他连开三枪。数小时后，他在特拉维夫的伊希洛夫医院伤重不治，子弹击穿了他的肺部。

1995年，拉宾在一个和平集会上遭枪击后，安全人员将他塞进车里。

在内心深处，我始终无法接受拉宾的离世。我总是不禁去想，如果因为日程变动能出现在现场，结果会怎样？我本可以救下他吗？如果拉宾还活着，今天的以色列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这些念头是多年后才浮现的。当我试图回忆在辛贝特最初那几周的情形时，脑海却一片空白。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的要员保护团队几乎不眠不休，试图从零开始重建整个安保体系。

我是在一种近乎疯狂的情境下踏入这个新世界的。1996年，我已坐在辛贝特用来护送以色列总理的银色凯迪拉克轿车的后座上。拉宾已逝。内塔尼亚胡坐在我的身旁，直视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