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印精英叙事却坚称，印度正站在经济腾飞的风口浪尖。这种说法源自美西方流行的“中国达峰论”，即中国已经越过巅峰开始走下坡路。例如，长期依赖中国的苹果公司，正在推动其承包商在印投建组装高端iPhone的产线，有人据此猜测，虽然印度在质控、物流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但智能手机制造商离开中国仍有益于印度。虽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乐观的可能性，但现有证据并不支持这种说法。据经济学家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观察，中国制造商正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成本高昂的沿海地区向成本较低的内陆欠发达地区转移。或许，中国内陆地区才是全球增速最快的新兴市场。

自华撤离的投资者主要流向越南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和中国一样都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RCEP成员国间关税较低，甚至为零，这使成员国企业进入区域供应链更具竞争优势。印制造商担心东亚和东南亚竞争对手利用低关税杀入印本土市场，这样是印度一直未加入RCEP的重要原因。美国部分生产商撤出中国，许多将业务转移至“近岸”的墨西哥和中美洲。总而言之，尽管在动荡中一些资本可能流向印度，但事实上2023年和之前两年比，流入印度的外国投资反而大幅下降。

2021年初，莫迪政府推出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为战略性产业的生产产品、创造就业提供经济奖励。然而，正如印央行前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所警告的那样，这些计划只不过在补贴制造商，让企业赚得盆满钵满。他还指出，智能手机组装“显而易见的成功”具有欺骗性。显然，印企生产手机所需的进口原材料成本甚至高于其销售价格，而正是出口补贴导致了这种反常结果。

就像在农业领域一样，印度经济决策者似乎对创造就业一无所知，其策略就是用“保留制”分配极为有限的政府职位。1990年8月，印总理VP·辛格采纳曼达尔委员会报告建议，为其他落后阶层（Other Backward Classes,下文简称OBC）保留27%的联邦政府职位。宪法中已为表列种姓、表列部落保留22.5%的职位，因此印度政府和公共部门总共49.5%职位处于“保留状态”。虽然保留是为了“纠正历史上的不公正”，但并未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而成为一场政治游戏。（译者注：印度“保留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后阶层在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中保留工作名额。对表列种姓、表列部落的保留制度由印度《宪法》规定，每10年审查一次。对“其他落后阶层”的保留制度是由总统任命专门委员会调查“落后阶层”的社会经济状况后向联邦或地方政府提出建议。曼达尔委员会即1978年人民党政府成立的最早的“社会和教育落后阶层”委员会，英文为Socially and Educationally Backward Classes Commission ，简称SEBC。1980年该委员会提交报告，将多达3743个种姓确定为社会和教育落后阶层，建议在政府和公共机构中为其保留27%的职位。）

同时，被排除在OBC之外的社群也开始争取被贴上这个标签。例如，到1999年，德里政府又指定54个社群为OBC，因此激发出一些OBC社群垄断保留职位的担忧。2017年10月，印政府指示退休法官 G·罗希尼（G Rohini）成立一个委员会，以在10周内完成对OBC的细化分类。2017年12月，该委员会要求延长时间才能完成这项繁重的工作——OBC细化分类延期多达14次，最后一次延期是2019年1月。同时，莫迪政府采取行动，为高种姓中的经济弱势群体保留10%的工作职位。至此，多达60%的政府职位成为“被保留职位”。2022年11月，印最高法院放弃此前反对保留一半以上职位的意见，最终批准这一倡议。仅有年收入达80万卢比及以上的家庭没有资格获得预留名额，而OBC中的被称为奶油层的精英也被排除在外。自此，保留职位扩张至60%后，绝大多数公民都拥有获得预留名额的资格。

在这种危险的均衡态势中，促进就业的呼声日益高涨，而腐败无能的政客则更愿意以保留资格换取选民忠诚。人们别无选择，反而认为这种病态交易实属常态。印精英因此在经济政策中并不重视农业和低技能职位，反而寄希望于技术密集型产业。

印度历史上历届总理都各自怀有鲜明的技术愿景（techno visions）：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青睐大坝、钢铁厂、化肥厂；拉吉夫·甘地希望每个教室都配备一台电脑；纳伦德拉·莫迪则期待印度成为机器人、人工智能，以及其他第四次工业革命奇迹的先锋。

如今，技术有望从多个角度解决印度发展赤字问题。其中，听起来最言之有理的是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 （Raghuram Rajan）和罗希特·兰巴 （Rohit Lamba）提出的观点。他们认为，过去十年，印占全球服务出口份额从 3% 增至 4%——在世界服务贸易最具活力的领域，包括电信、计算机、软件服务，以及通过先进通信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销售的咨询、研究和开发等“其他商业服务”中，印所占份额虽少，但地位关键。他们相信，印服务贸易能进一步扩展至“金融、医学、教育、法律”等领域。

然而，这一策略看似合理，但却并不现实。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推高的线上服务需求已在全球范围内放缓。更重要的是，印度支离破碎的教育体系是其面临的巨大桎梏——虽然印度每年毕业生达数百万之巨，但有望进入高技能服务行业就业的规模仅有几万人。这一群体还需要和来自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东亚经济体的专业人士竞争，而这些国家往往长期高强度投资人力资本。例如，中国大学拥有世界一流的数学和计算机专业，有效助力中国计算机和软件服务扩大出口。同时，熟练掌握英语的中国人也不断增多。此外，线上服务有其局限性，包括在线教育不能取代线下低质量课堂教育。许多国际服务需经严格审核才能获得许可，并接受严格监管。

随着印国内市场潜力的光环褪去，印创业企业“独角兽”的传说也告一段落。这种增长依赖美西方宽松的货币政策催生的低成本资金，流动性极高的风险投资大量流入印度，但目前这种趋势已难以为继。更严重的问题是，印国内市场狭小。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线上狂潮”几乎已将印潜在用户全数激发总量最多高达7000万人，但也可能仅不到 5000万人。其实，印度国内iPhone、星巴克和网飞（Netflix）的消费者人口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州”，而每月使用几次食品配送服务Zomato的用户仅略高于 1000 万。

投资者大幅削减对印投资，并调低对印初创企业的估值，因为他们认识到印度国内市场狭小、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客户增长难以再现，其投资的企业恐怕永远不会盈利。其中，印教育科技企业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印初创企业领头羊Byju’s估值已从220亿美元降至84亿美元。印度教育科技企业正在认识到，远程工作室的“网红老师”无法取代线下教育体系，毕竟人与人的互动才是教育的本质。随着Byju’s深陷与国际债权人的法庭之争，暂未提供2021-22年度的审计账目，印度教育科技产业已陷入整体危机，随着估值下降他们已裁掉了2万多名员工。

印度许多决策者寄希望于“零工经济”，包括快递员、网约车司机、预约制美容师、准备家常菜的女性，甚至传统三轮车司机。美好的希望在于，一旦用户其登录APP或社交媒体，就会有更多机会获得体面的工作。然而，与初创公司估值暴跌原因相同，零工规模增长速度远低于印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 Aayog）预计“不到十年增长两倍”的速度，根本无法从2020-2021财年的770万增长到2029-30财年的2350万。

而且，虽然零工赋能女性参与劳动力大军，但零工工作时间过长，且工人缺少保障。许多工人，尤其是快递员，成为频发事故和气候危机（如热浪和暴雨）的直接受害者。此外，零工迫于应用程序 “要么接受要么放弃”条款，很可能损失本就微薄的工资——应用程序可能突然停用或终止零工合同，而承诺社会保障的劳动法也仍未实施。零工为送孩子上学而苦苦挣扎，哀叹几乎没有向上阶层流动的机会，就像现代的甘蔗工和砖窑工，从事低薪的繁重工作。

最后，期待技术彻底改变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也并不现实。像教育一样，改善医疗保健事业的关键是培训下一代专业人员，但技术并不能缓解教师长期短缺的问题，技术也无法解决医疗人员短缺的现状。在许可制度放松的背景下，印度医学院数量激增，而政府承诺在每个地区建立一所医学院，但光有这些崭新的建筑，但却缺乏培养新医生的教师。印医患比从1991年的1.2‰降至2020年的0.7‰，而在中国这一比例为2.4‰。著名商务杂志《the Ken》发表文章质疑盲目使用技术噱头，“很多企业都在开发健康应用程序（APP），但没有人想着如何增加医疗专业人员。”

土地管理是另一个存在技术滥用风险的领域。2008年8月，印政府宣布“数字印度”土地记录现代化计划，旨在促进土地确权和转让透明化。2023年3月，印农村发展部长宣布，土地记录数字化已接近完成，而政府已启动“布瓦-阿达尔”（Bhua-Adhar）计划，其中带有生物身份识别系统的Aadhar卡成为识别土地所有权的唯一认证。然而，这种数字化与印度普遍存在的土地所有权纠纷现实格格不入。法律不明确与管理者不守法叠加是这类冲突频发的原因，而司法无法解决争端则是冲突持续的原因。印最高法院审理案件的四分之一，民事诉讼案件三分之二涉及土地纠纷。这类案件往往拖延几十年。实现有效的土地管理需要更快更公正的解决争议，而这又要求土地清晰确权。若不推动清晰确权，数字化则有可能造成纸质记录和数字记录的新冲突。

总而言之，底线其实颇为简单。印经济发展需要人力资本、高度法治、负责任的司法机构，而技术并不能克服各行各业内生的发展赤字，甚至有可能加剧这些发展赤字。

在所有预测者中，《经济学人》的预测最易追溯——其预测往往大胆而明确，但现实结果却往往与预测截然相反。2009年11月，《经济学人》封面文章宣布“巴西起飞”，并配以“救世主基督雕如火箭上升”图片，其预测巴西2014年后将超过英法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然而，2013年6月，巴西各地爆发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抗议者反对物价上涨、政府腐败以及质量低下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一个标语牌上写有“第一世界的体育场，第三世界的学校和医院”，以讽刺次年在巴西举行的足球世界杯。2013年9月，基督雕像在《经济学人》封面上轰然坠地，并配文“巴西搞砸了吗?”

巴西为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建造一流的体育场。但是，2011年之后，巴西经济几乎没有增长。2018年，巴西与加拿大、韩国在全球第九大经济体的位置上几乎不相上下。然而，如今巴西教育体系混乱；非正规部门仍是最大雇主；大多数巴西人的生活与灾难的距离只差一份工资；暴力犯罪猖獗；气候危机正在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导致环境极剧恶化。

从这个角度看，印度也应该担忧《经济学人》的封面问题——《经济学人》2022年5 月宣称“印度时刻即将到来”。杂志封面上莫迪总理驾驶着一辆飞车，在古老、破败的印度上空飞跃。这一期《经济学人》的社论预言未来十年“一种新合力”——技术飞跃、能源转型、地缘政治转变构成的合理——将深刻重塑印度经济。

《经济学人》2022年5月封面，图源：网络

那些导致《经济学人》巴西乐观预测破灭的因素也可能导致对印乐观情绪泡汤。印度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状况更差，农业受严重缺水威胁，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现象更为普遍，同时环境恶化导致空气、土地、水资源快速退化。气候危机引起反复出现的热浪、极端降雨事件、海岸侵蚀和冰川融化。采砂、毒品贸易和武器贩运导致暴力犯罪频发。过去十年，针对妇女的犯罪增加。从2004年有记录以来，印度各级议员面临刑事指控的比例也持续上升。

由于无法解决这些根本问题，印度各派领导人转而派发救济品以吸引选民，并承诺为经济和道德危机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但是，被包装为“新福利主义”的施舍广受嘲讽，因为这并未创造经济机会，也并未提供大众自力更生的必要资金。至于科技，印度也和巴西相似，WhatsApp和电子商务仅能作点缀生活之用，而非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要实现发展，还须依赖“老派的方式”，既在相互信任的关系中努力工作、真诚行动。改变的议程很长，路径也已明确，但时间却不够用了。

（作者简介：阿绍卡·莫迪，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经济政策客座教授，曾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著有《欧洲悲剧：九幕戏剧》《印度的破碎：被背叛的人民、独立至今》。本文编译自《The Caravan》杂志2023年7月01日文章，原标题为A Moral Failures: There are no magic bullets for India’s economic c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