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按另一些专家的设想，用“事实醉酒”取代“规范醉酒”，将危险驾驶罪修改为“醉酒后，在道路上不能安全驾驶机动车的”情况，将面临何种局面？“事实醉酒”和“不能安全驾驶”本是一个主观判断，且不说为一线警察增加了执法难度，单就饮酒者而言已是极大的“松绑”——饮酒后打着“醉拳”仍坚持自己“没事儿”的人还少吗？

而醉驾入刑的震慑力就在于此，不管是否发生事故、《刑法》不以驾驶者当时的意识状态来判定，而是依据驾驶者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没有了刚性标准的强制力威慑力，有多少人会不顾他人和自己的生命安全铤而走险？而全社会文明驾车的共识一旦松动，公共安全必将面临严峻挑战。

对此，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李翔认为：犯罪数量多，不是废除或提高入罪门槛的理由。如果以情节显著轻微为由给醉驾“松绑”，会让支持“从重治醉”的公众感到困惑，因为它留下了一个模糊地带，可能被某些恶意人群钻空子。

他援引数据指出，至2020年，每排查百辆车的醉驾比例比醉驾入刑前减少70%以上，侧面印证微罪入刑起到的良好治理效果。而“醉驾刑”的附带后果，正是醉驾反映出行为人不具有从事相应职业（公务员、警察、军校）的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所以才是相关单位必须考量的标准之一。微罪入刑具有正当性，在坚守法益保护和比例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充分发挥刑法在社会治理上的兜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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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谈谈“人文关怀”。

一个“饱含人文关怀”的案例令交警阿蓝印象深刻：2022年，某市检察院公开宣传某“法亦有情”案例——姚某酒驾被交警查获，区检察院宣告不诉，姚某老板携姚某向检察院赠送“法亦有情 温暖人心”的锦旗。

据悉，当晚姚某酒精含量为144.32，早就超过80/100ml的醉驾标准。检察院不起诉理由是“情节轻微”、“初犯偶犯”、“如实供诉”、“急于去看望晕倒的父亲（父亲已送医）”、“公司证明他工作踏实认真”。

“果不其然，评论区很快翻车了。”阿蓝说，“隔壁法律精英们沾沾自喜自称‘温暖人心’时，大量严查醉驾的交警却感到无比寒心甚至恶心。我相信民众们也会感到害怕和焦虑。”

常年设卡排查酒驾的所长阿金越说越气：“醉驾的刑罚是六个月以下的拘役，在刑法里已经不算严厉了。有些情况确实很轻微的，比如不自知吃了含酒精食物、停车场短距离挪车等，根据其情节在法定范围内进行增减我也理解，但为什么那么多人直接免诉呢？抓了马上取保，移送起诉后不诉，就代表宽严相济了？”

一位法学教授解释，“宽严相济”是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刑事政策，它要求对同类犯罪行为进行区分，严重的从严打击、轻微的从宽处理。他表示，在处理酒醉驾者时区分出酒精含量不高的、犯罪情节轻微的、认罪认罚的人，视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从宽处理的对象，由此作出不起诉或不移送审查起诉的决定，也是响应部分从宽的政策要求。

一位坚定的司法实践派举例：

“这是系统性的问题，包括考虑警力不足、监狱规模等。司法系统就是浪里淘沙，公安尽量多挖掘原沙，检察院就是那个筛网，把大鱼给捉了其余的小鱼小虾就放了，给他们个警示后继续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但取消醉驾入刑就是网都不要了，沙子洒到哪个，哪个倒霉。”

对此，一位检察官总结道：

“首先我表明我的态度——不能取消醉驾入刑，可以宽严相济地使用，但达摩克里斯之剑必须随时悬在这里。第二，宽严相济是刑事案件的原则，它并非只针对酒驾，而是避免刑法盲目扩大后打击面过大，比如自家停车场挪个车的、吃了酒精巧克力不自知的、代驾碰瓷的，这种危害性本身非常轻微，通通严厉打击也不合适。第三，不诉不代表酒醉驾者不要承担责任了，该治安处罚的治安处罚，该行政拘留的拘留。好多人以为不起诉就啥事没有了，不是这样的。”

此外，或许有人不知：目前我国法律对醉酒驾驶的规制除了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也在 2011 年 4月做出了相应地调整，加大了醉酒驾驶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第五条、第九十一条第二款）。

因此，对于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来说，醉驾也意味着“双开”。原本，公安部门要函告其所在党组织和单位并向纪委监委通报，但是公安送检而检察院不诉，就意味着办案的终止，而缺少了法院的判决，势必产生很多可供操作的空间和漏洞。

不要等回旋镖击中自己时，才知道会痛。为“醉驾入刑”松绑，买单的可能是任意一人。根治醉驾仍任重道远，严格执法必须持之以恒。

（本文受访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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