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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入刑”第一案为“孙伟铭醉驾案”，被告孙伟铭醉酒驾车，先后与4辆机动车撞击，造成严重伤亡。

此案及同类案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为响应民意并遏制“醉驾”，全国人大常委于2011年将“醉驾”纳入了《刑法》处罚的范围，只要达到了“醉驾”标准，一律按照刑事犯罪立案。

当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20毫克/100毫升，小于80毫克/ 100 毫升的驾驶行为，即属于饮酒后驾车，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酒驾”；当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 100 毫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即为醉酒驾驶，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醉驾”。

部分专家学者和政法人士认为，“醉驾入刑后，酒醉驾交通事故总数仍然居高不下”、“醉驾入刑并没有起到有效遏制此类行为的效果，现实已偏离了初衷。”

我们把时间线稍稍拉长：“醉驾入刑”前的五年,即2006年5月1日至2011年4月30日,全国年均因酒驾、醉驾导致交通事故6602起,造成2972人死亡、7181人受伤；“醉驾入刑”后的五年，即2011年5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全国年均因酒驾、醉驾导致交通事故6013起,造成2569人死亡、5888人受伤。

乍一看，数据下降得并不明显，专家说的似乎有点道理。但这种对比忽视了2011至2017年机动车数量、驾驶人数量分别激增了49.6%和80.6%的事实。此类对比更模糊了一个大背景：2011年至2022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从2.24亿增至4.17亿，机动车驾驶人数更是翻番，从2.35亿增至5.02亿。

尽管机动车及驾驶人数量暴涨，近十二年来，全国因酒驾、醉驾导致的一般、较大以上交通事故数却在下降,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量明显减少。全国交通安全形势的总体稳定，即使不能全部归因于“醉驾入刑”，但其作用也不容否认，何来“效果不符预期”之说？

“醉驾入刑”或直接或间接挽救了众多无辜生命，给全社会提供了出行安全感，正是充分体现了“坚持生命至上”的立法初衷。说其违背立法初衷的律法精英们，“初心”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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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部分专家提出的醉驾入刑“不符合罪刑相适原则”、“过于严苛”等问题。

2019年至2022年，全国法院审结危险驾驶犯罪案件总数高居刑事案件首位，占刑事案件总数的25%以上。对此，有专家认为：

“在处理上较为严苛、有失均衡”；

“凡是受过刑罚的人，本人和子女在报考公务员、警校、军校或在安排关键、重要工作岗位时，难以通过审核由此失去了国家信任，事实上丧失了国民待遇”。

就部分地区出现“调整标准”、“实务放宽”的情况，某法学教授认为“酒精吸收速度在个体之间差异可达2-3倍，故《刑法》规定的醉酒标准存在漏洞”。他提出“事实醉酒”概念（即以行为人饮酒后的安全驾驶能力为标准判断其是否处于“醉酒”），并表示“我国醉驾犯罪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有必要有条件转变醉驾案件中醉酒状态的认定规则” 。

同时，网上也有部分网民就此“不断发声”，要求“宽严相济”、“精细化管理”、“彰显人文关怀”。

部分网友评论

法律是什么？它是不可触碰的底线。无论立法还是司法，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群众和受害人，保护社会最大公约数的利益。

那谁才是最大公约数？

是那些文明驾驶、“酒后拒驾”的司机，是需要安全出行、以亿为单位的普通民众。讨论“醉驾入刑”是否严苛，不能只谈醉驾者的“权益”，而漠视被害人和普通民众视角——那些已经无辜死去、无法发声的人，以及更多可能因为法律松动而丧身车轮下的人，都不能被忽视。

而那些同情酒驾者、醉驾者的网民有没有想过，“用经济惩罚替代监禁刑”的建议一旦通过，未来势必激励更多“用钱平事”的案例——如肇事司机宋某某，当他撞死四名儿童后，毫无畏惧地说“再撞死两个也赔得起”！

有没有想过，“用公共服务时间换取免诉免刑”一旦铺开，谁能监督执行？

有没有想过，那些酒醉驾司机并非只有“司机”这一个身份，而正因有了“醉驾入刑”的约束制裁，才能让涉案权贵与普通群众实现事实上的平等。

“法律松一点，下面垮一片。”一位路政执法者对我说，“在醉驾入刑的高压态势下，尚有如此多存在侥幸心理、对人对己不负责的司机，提高入罪门槛，只会助长侥幸心理，也让部分权贵更加肆无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