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有自己的大战略吗？或者，特朗普的大战略与一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有相关性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大战略这一概念本身的含混性，加上特朗普本人行为方式的随意性，使得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困难重重。

但是，未来数年内美国国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两者所决定的，为了做出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预测，也不得不认真讨论一下特朗普2.0与美国大战略的关系这个问题。

本文为《特朗普2.0与美国大战略》上篇。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思】

一、美国大战略思潮的变迁

历史上，美国一直是有其国家大战略的，称为美国大战略（American Grand Strategy或America’s Grand Strategy），美西方学者中有很多书籍和文章讨论这个问题。

大战略不同于常规战略，按照通常的理解，大战略是一个国家或实体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使其能力与其愿望相一致的一个蓝图；它代表了一种整合国家资源、政策和行动，在一个全景的视野中运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文化等多种权力工具的艺术。

所以，它会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具有至少是几十年甚至百年的长期远景和目标；

2）达成目标的步骤被分成多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依赖不同的资源；

3）通过不断适应现实环境并超越当下冲突或危机的方式实现最终目标。

在美国，所谓美国大战略可以看成是由思想和行动两个部分组成的。前者是长久地存在于该国起主导作用的统治集团头脑当中的一种包含了宏大蓝图、长远目标和可行步骤的，并在不断变化的现实环境中不断修正的战略思想，后者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通过精心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外交战略和经济战略等对外公开的纲领加以推进的具体行动。

资料图：美苏冷战 网络

回顾二战后的历史，可以确认如下几个基本事实：

1）在二战后的美国统治集团当中一直存在着带有宏大蓝图、长远目标和可行步骤的大战略思想。这些大战略思想虽然有着西方思想史上的深远渊源，但在美国却并非稳定不变，而是在多种现实因素影响下不断发生变化，由此导致美国的大战略也不断发生变化。

2）影响美国大战略形成的重要因素有美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变化，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等，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并此消彼长，表现在美国的大战略的形成上，有时某一方面因素起主要作用，有时另一方面因素起主要作用。

3）二战后美国通过遏制战略在没有直接冲突的情况下有效抵制了苏联的影响，并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被认为是大战略的一次成功。而在越南战争中，尽管拥有巨大的军事优势，却由于缺乏整合政治和社会层面的连贯大战略，行动步骤连连脱节，最终耻辱地撤军，被认为是大战略的一次失败。

4）美国大战略特有的思维方式，以及美国从历史上所吸收的大战略经验教训，在美国统治集团中形成了“以己度人”的心理定式，会不自觉地认定美国的对手国家必定也有与美国相匹敌的大战略。这是导致美国很难与其他大国之间建立战略互信和合作共赢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战略学界的相关讨论

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美国在其早期殖民征服历史上就逐渐形成了“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国天命论”（Manifest Destiny）“盎格鲁-美利坚建制”（The Anglo-American Establishment）等特殊观念，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综合国力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连续上升，两方面因素共同推动了美国大战略思想的兴起，以建构美国全球首要地位为终极目标的某种霸权主义（Primacism）大战略也顺势形成，并一直长盛不衰。

但是美国大战略的实施毕竟不是战略家们的一厢情愿，当美国所推行的霸权战略在国际上遭遇多方挑战，在国内又因资源不足造成国力透支时，就出现了大战略实施成本过高、目标与手段严重不匹配的问题，美国大战略的修正和调整也就势在必行。

在美国国内，精英与公众在重大意见上日益脱节甚至相互对立的问题由来已久，一旦出现相当大一部分公众因自身利益严重受损而掀起反对浪潮，精英方面也不得不做出反应，这就促成了在一个更宽的政治光谱上的另外一些大战略的形成——从完全放弃全球霸权目标的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到认为美国应对自身力量使用有所节制的约束主义（Restrainism），再到主张美国只需要对抗世界上最主要几个对手的优先主义（Prioritism）等等。

顽固坚持霸权主义大战略的一派，通常会突出强调美国霸权区别于历史上其他霸权国家的主要特点，包括在整个战后时代对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超强控制力。

20世纪90年代冷战的结束和美国随之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一巨大胜利，更是被这一派认定为美国大战略的成功案例，当作其霸权主义大战略主张的合理性依据。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这一派继续沉浸在利用美国的超强实力和首要地位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新世界秩序的宏伟蓝图当中，尽管期间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反恐战争的挫折，但他们相信美国的实力并未衰落，主导地位也未削弱，短时期内的危机都将在大战略的推进中得到化解。

表现在这个时期美西方的大战略思潮中，就是霸权主义大战略仍是这一派学者们讨论的主要内容。

在2014年出版的《大国和平与美国的首要地位：国际新秩序的起源与未来》（ J. Baron, Great Power Peace and American Primacy: The Origins and Future of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Palgrave Macmillan, 2014）一书中，作者认为美国对于国际社会的超强控制力主要体现在军事、金融、资源、产业、思想和国际制度六大方面。通过这六个方面的共同作用，美国霸权实现了重要的“制度性进化”，构成了一个新型的、制度性的国际权力体系。

作者认为，正是这种制度性权力体系，在过去的50年里维持了大国间的和平。但是，作者承认，这个权力体系所面临的挑战，以及自身的维持成本，也都越来越大。一方面，进入21世纪，美国的霸权大战略遭遇到来自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等多方面的挑战；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诸多制度性缺陷进一步展露，如政治极化、中产阶级塌陷、社会失序、价值迷失等，导致美国的制度性权力持续减弱，以制度性权力为核心的全球霸权秩序也受到各方面的质疑。

作者还指出，美国的全球霸权很难再呈现20世纪90年代的巅峰时刻，未来的国际秩序将长期陷入一种相对动荡和不安的时期。美国当前面临着如何管理中国的崛起并确保自己的领导角色，以及如何维护当前的和平状态。

由于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全球霸权的挑战是一个无法忽视也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因此，在更具现实主义态度的学者们当中，围绕美国霸权大战略是否可行的争论，便转向了这种大战略的实施成本的问题上。其中的逻辑是：如果维持成本并不过高，或者至少是可以接受，那么美国还是应该继续维持甚至进一步发展这种终将会给美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全球霸权战略；但如果随着外部的挑战日趋严重，挑战者日趋强大，国内的危机也日益加深加重，导致美国的相对权力滑落严重，那么，美国就必须要放弃实施霸权大战略的企图，转向其它可以为美国带来利益的大战略。

在2018年出版的《低成本维持霸权：美国的大战略》（Harvey M. Sapolsky, Hoping Primacy Stays Cheap: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2018）一书中，作者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观察：美国作为一个深度分裂的社会，在许多政治话题上存在分歧，但在外交政策上却有着罕见的共识。

书中指出，无论是政党领导人、前任和现任官员、高级军官还是公众，都支持美国应保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地位。作者认为，这种得到普遍支持的美国霸权大战略，源于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也就是这样一个信条：美国的安全取决于其作为全球安全的单一管理者的角色，这也正是Primacy一词的本义。

在作者看来，霸权大战略的有效性在冷战和平结束时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在21世纪继续且基本上未受挑战，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维护成本意外地低廉。无论这种论点是否成立，其论据是否充分，客观上却起到了继续支持霸权主义美国大战略的作用，使得美国统治集团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继续采取一种近乎于盲目的态度在国际上一味推行美国霸权。

但是，另外一些方面的问题又出现了。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带来了世界政治复杂性的增加，美国全球霸权和首要地位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多元变化，单纯计算军事霸权的效益与成本之比显然已不能反映现实情况。《重新思考美国大战略》这本202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Elizabeth Borgwardt、Christopher McKnight Nichols and Andrew Preston ed. Rethink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正是这种思潮的反映。

书中探讨了当前美国在世界上的实际地位，并汇集了历史学家、政策专家、公共卫生专家等多个领域的学者，以跨学科的视角探讨美国大战略。其中的主要观点是，要重新审视和定义美国的大战略，大战略不应仅仅局限于军事事务，而应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以适应当代世界政治的复杂性。

还有观点认为，要认识到是什么让大战略变得“宏大”，在当今世界，公共卫生、性别、种族、环境等非传统安全议题都应在大战略考虑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因素对和平与安全有着重要影响。这些多领域、跨学科思考导致了对美国大战略的更为宽泛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