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思】

上一篇说了，“谎言帝国”在国际事务上系统地、成批地造谣生事，其内部机制是一个由媒体联盟“回音壁”、通讯社和公关公司“传送带”以及西方公众“蹦蹦床”组成的三位一体系统。无数的事例证明，通过这个系统，任何一个谎言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出来。

特别是每当西方集团准备对其战略对手进行打击时，“谎言帝国”的三位一体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个“备战流程”，像一门真正的火炮一样瞄准目标并成批地发射出由谎言组成的“炮弹”。这些“谎言炮弹”的主要功能是给对手国家身上涂抹上各种罪名，让后续的各种制裁包括军事打击看起来合理、合法，并获得“正义性”和“光荣感”。

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

“俄国威胁”论在19世纪初开始大流行，其背景一是俄国在18世纪猛烈扩张了领土，二是俄国在打败拿破仑的战争中展露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时间，在受到了强烈震动的欧洲，相关主题的小册子、旅行笔记和政治论著大量出现，其中最迷惑人的一份文件是所谓的《彼得大帝遗嘱》（Testament of Peter the Great）。

彼得大帝（资料图/维基百科）

根据这份被法国人1812年公开出版的《遗嘱》，彼得大帝的目标是同时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两个方向扩张，将土耳其人从欧洲大陆赶走，“征服东地中海”并控制通往东方的商路，在欧洲制造内乱，直至成为欧洲大陆的主人。

事后证明，这份文件是一些波兰人、匈牙利人和乌克兰人在18世纪时伪造的，但是一个关于俄国的固定成见还是如所预期地形成了：俄罗斯本性野蛮强悍，喜欢侵略扩张，同时又很狡猾，善于欺骗，与其他“无形的势力”联手共同对付西方国家，渗透文明社会。

《彼得大帝遗嘱》自面世之后多次重印，作为俄罗斯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决定性证据被广为引用。每次有俄罗斯参与的欧洲战争爆发前——1854、1878、1914、1941年等，这份《遗嘱》都会被提到，直到冷战时期，《遗嘱》还被用来说明苏联的侵略野心。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美国的媒体以及英国下议院也援引它来解释莫斯科的扩张行为。（Orlando Figes，2010）

一份早已被证明是伪造的文件，却一直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其效力持续长达200年不减。这说明它在某种政治活动中，特别是在与战争有关的舆论准备活动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今年3月，《遗嘱》又一次被提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反驳英国外交部长利兹·特拉斯关于俄罗斯可能攻击波罗的海国家和摩尔多瓦的声明时说：这是英国文化、政治和外交的典范，遵循了与编造彼得大帝假遗嘱时“相同的路线”。

俄罗斯与英美互为老对手，对于各自的战略战术都了如指掌。“相同的路线”指的是什么，双方心知肚明。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资料图/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关于“敌人”的古老规则

在谎言与战争的关系上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战争需要有敌人，敌人需要被制造，制造需要好材料；由于战争必须要取胜，敌人必须被打倒，所以材料的标准是必须要好用，容易让人相信，而真伪并不重要。

1901年南非布尔战争期间的一位军官说道：“我相信，无论谎言在和平时期多么可恶和低级，在战争时期都不那么可耻。在和平时期如何罪孽深重，在战争时期也容易被宽恕。”（Frans-Johan Pretorius，2012）意思是，战争的胜利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这个目标的正当性足够赋予任何手段以合法性。

这个规则的流行并非是现代人的发明，其古老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因为该规则的产生归根结底源于人类的天性。

心理学家们发现，发明创造敌人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心理活动。首先，人通过反思区别了自我和他者，做出这个区别的同时，在道德观念的作用下会不自觉地将自我定义为好的，而将他者定义为不好的。而随着自我与他者互动的增加，人又会不断地将那些在自我当中发现的很多不好都“投射”到他者身上去，以便在精神上保护自己，结果是：看自己越看越好，看他者越看越坏。

个人是如此，群体也是如此，相互存在于不同种族、民族、国家、社会之间的他者认识都是这同一个心理基础。最著名例子之一，是19世纪的“东方”概念，就像爱德华·萨义德所发现的，历史上的“东方”是由欧洲殖民主义者发明创造出来的，作为西方一切事物的反面形象，集中了西方人不愿或不敢归入他们万分珍视的自我形象的所有特征。（Edward Said，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