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他回忆，“我到师父家学戏，他们家多了个佣人，当然高兴。可是师娘又觉得我吃得多，就给我很少的钱，让我单做饭吃，或者到外边买饭吃。”“每顿十个铜板，要是吃饼子，十个铜板能吃饱。但她不让你吃，她嫌你吃那个寒碜。她让你吃炒饼。这样，她和人说起来就可以说，‘我的徒弟在饭馆吃饭’觉得好听。十个铜板半斤炒饼，饭馆掌柜往里掺绿豆芽，一抓一大把，一炒一股水，吃不饱。”“吃不饱，活儿又重，又挨打，就觉得没活路了。” “后来我想过这个问题，老师为什么总打我？老师和我无仇无怨，而且他是个善良的人，也并无打人的嗜好，他大概是继承了教戏都打的‘传统’。另外就是经济问题，我学戏规定三年零一节，一切收入归老师，老师管我的吃和穿（穿的是师兄剩下来的衣服）。如果我总学不会，或学得慢，老师就得赔钱，他也受不了。所以他就希望你快！他就得打。”

不仅生活艰难，徒弟的前途、收入也全在师父的掌握中。“当时有个规矩，学徒没有满师，老师不能介绍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不光是我老师这样做，其他人也这样做。不介绍地方不要紧，我老师还到‘云里飞’那儿去说：‘我这徒弟没学满师，你别用他。’这句话可要命了，一下就断送了我的生活道路，我今后到哪里去生活呢？”也是那个时候，侯宝林先生母亲去世，得知消息那天，老师领着侯先生到唱戏的茶馆给管事老魏磕头，道：“这孩子他妈死了，您行个好吧！”老魏给了侯先生一块银元。在茶馆唱完戏，老师让侯先生跪在地上，说：“这孩子他妈死了，诸位别走，大家掏点儿钱行个好，帮忙埋了吧！”这样又敛了50多个铜板。然而，这些钱全部被老师拿走，只给他留了4个铜板。

相声界这个团体始终不算大，各派牵扯不断，但来回也就是那几十来人。成员大多来自社会底层，模仿部分梨园的旧规矩，制定了所谓行业内的“传统铁则”。坦白说，早期的相声界规矩，多有小团体的流氓习气，也有底层挣扎求生的无奈之举，并不是什么神圣的铁律。

“传统铁则”：保生存的手艺

当然，事情存在必然有他的道理。梨园也好，相声界也好，师徒门派之间的种种铁则之所以存在，皆因特定的时代环境和行业特性。本文仅仅是回忆一些客观存在的历史，不多评价，更无意苛责古人。但是，我们仍然要分析，为何在那个时代，在相声这个行业，会产生这些传统规则。

早期相声界说段子，往往都是一些有趣的文字游戏，加上独特的表演技巧，统称为“活”。“活”是艺人赖以生存的根基，无论是表演技巧还是段子内容，有自己的“活”，就能在相声圈立足，就能混个衣食着落。所以有俗语“宁舍一锭银，不舍一句春”。无论是“技”还是“段子”，都是艺人们极看重的“商业机密”。不同派系之间相互保密，授徒教“活”都是言传身教，一字一句传给徒弟。为了防止徒弟欺师，有时还会有所保留。就算有些艺人思想开通，也碍于祖训，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相声，更近乎一种能够保证生存的“独门手艺”，需要通过师徒这种私密的传承方式来生存。

此外，“传统”相声段子的内容大多难登“大雅之堂”，不好在学堂里公开讲，只有私下里教授。题材的低俗化和管理的帮会化是同步的，两者难解难分。至于为何早期相声太多荤段子、脏包袱，本文稍后详细解说。

张寿臣

师父如此压榨徒弟，为何徒弟们还乐意跟着师父学习呢？原因很简单，学相声对于大部分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学徒来说，能够满足一个“生活低保”的需求。还是以侯宝林大师为例，五岁时父亲失业，一家全靠舅舅偶尔接济，温饱都是问题。侯先生幼年走街串巷，卖过冰、捡煤核、当过报童、天不亮去施粥厂打粥，还有一年多的要饭生涯。十岁出头，侯父担心孩子跟着家里早晚饿死，送他去颜泽甫家学戏。虽然挨打，好歹学徒时师父家管饭，有衣穿（哪怕是师兄的旧衣），饿不死冻不坏，出师了也算有门生存的“手艺”。纵观过去的相声演员，大多出身贫苦家庭，尤其是清末民初，多是吃不上饭的人家，但求给孩子一个活命的机会。

换言之，在过去相声界、梨园的师徒传承中，徒弟之所以能够忍受诸多苦痛与盘剥，是因为他们的要求极低——生存而已。若是没有学曲艺的机会，他们的生活将无以为继。然而，到了现代社会，恐怕没有人需要面对这种要么吃苦挨打孝敬师父，要么就在饥寒交迫中死去的选择。因此，过去那种师父大过天的师徒关系，在现代社会中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