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氢弹原理的研究上，于敏、黄祖洽领衔的三个小组对“放光模型”、“挡光模型”和周光召小组在冲击波聚焦传输能量上都失败了，最后于敏带领一个小组在上海计算机所通过百日攻关，找到了通过热核材料压缩的模型，突破了氢弹的原理构型。

在二代核武器的小型化过程中，于敏审慎地选择技术途径，从规划二代核武器发展的技术路线，提出物理模型，梳理关键问题，到制定核试验方案，再到每一次核试验后取得浩如烟海的数据中总结出物理图像和动作过程，来验证理论模型的正确性，提出改进方案，使中国用了最少的核试验次数研制出了第二代小型化核武器，技术上没有走任何弯路，以美国几十分之一的核试验次数和百分之一的经费投入达到了和美国同一技术水平，为转入实验室模拟提供了支撑，赶上了禁核试的末班车。[9]这些突破，都主要在基础研究上。

两弹一星研制的经验和19世纪以来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是一致的：纯基础研究会引发更高水平的技术，纯应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会激发进一步的基础研究，两者就是在这样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中不断发展。[10]这也是司托克斯提出巴斯德象限的意义所在：打破了只从基础研究会促使技术创新的一维角度来看待问题，即“科学技术已日益被技术进步探索的问题加以丰富，而不是仅仅由科学内部议程的展开来推进。”[11]这对于认识20世纪以来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关系起到了关键作用。美国的科技战略也是如此。

中国“氢弹之父”、著名物理学家于敏

加强基础研究落脚点最终是在提升应用创新能力

尽管美国从二战以来遭遇了冷战、越战、冷战结束的大环境改变，随着政党轮替产生的领导人对科技的认识及与科技界的关系完全不同，但美国由国家所支持的科技研究仍有很强的连续性，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之间的相关性越来越强，表现在三个趋势上：以国家科学基金会为代表的项目由玻尔象限的研究，不断扩展到巴斯德象限的研究；由各政府部门投入的研发项目，不断由爱迪生象限扩展到巴斯德象限；而国立卫生研究院则既通过建立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更好地扩大应用议程，也通过大量投资于纯基础研究和纯应用研究来实现它的使命，是以巴斯德象限为中心的投资体系。[12]

以1950年成立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为例。它成立时的使命就是从科学的判断出发，支持基础研究。但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该基金会的投资不断扩大以应用为目的的研究方向，以至于70年代以后，该基金会利用物理学、化学、化工与电力工程、冶金与材料科学的理论，建立了一些新材料研究实验室。1986年该基金会修正了章程，使工程学与科学具有相同的地位，并大量投入到战略研究。[13]

美国的农业部、国防部、能源部、国家航空和宇航局从其职能出发，本来应该大量投资的应用研究，但实际上也大量投入与该职能相关的基础研究领域。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则采用的是综合性的研究战略，横跨玻尔、巴斯德和爱迪生象限。

可见，对美国的科技研发只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追问美国到底是因为基础研究而强大，还是因为应用研究而强大已聊无意义。而且，再把这种视角延伸到中国，来论证中国是应该发展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也失去了意义。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樊春良教授对江晓原教授忽视基础研究观点的批评。但樊教授强调了我国目前基础科学研究不足，还没有讲清楚应该怎样发展好基础科学的研究。[14]在我国目前国力有限的条件下，并不是什么样的基础研究都是合适的，更不是只要加强了基础研究就会自动促成应用技术进步。这方面杨振宁先生反对我国上马超大对撞机项目是很好的例子。

2012年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提出建超级对撞机计划，在物理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高能所所长王贻芳院士认为，建不建超级对撞机关系到中国高能物理成为国际先进，还是只作为二流国家，如果不建将失去30年的机会。杨振宁先生反对该项目，一方面是基于对高能物理发展趋势的判断：70年来高能物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并没有带来应用方面的好处。超对称粒子的存在只是一个猜想，希望用超级对撞机去发现这个猜想更只是猜想中的猜想。建超级对撞机须耗资一千多亿元，而且维护也要花费巨额费用。我国高能物理人才不足，建超大对撞机和以后的运行与分析，必将由90%的外国人来主导。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上了这个项目必然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的经费，也对国家解决环保、教育、医疗等等燃眉之急的事不利。[15]2016年，国家发改委对十三五规划项目评估时，以6：5否决了该项目。

可见，对于基础研究的加强，并不是什么都好或越先进越好，也不只是看基础科学研究在整个研发资金投入占多大比例，而必须根据科学发现与应用的前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做出谨慎选择。

2018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对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做出部署，目的很明确：“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通创新发展，着力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全面提升创新能力”[16]。也就是说，加强基础研究落脚点最终是在提升应用领域的创新能力上。这样强调以巴斯德象限为中心的三个象限融合性研究就非常重要。

任正非拜访上海交通大学。图片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官微

2020年，任正非率领华为集团的领导层拜访了国内几家著名高校，呼吁加强对基础科学的研究和人才的培养，并与华为建立合作关系。任正非大声疾呼重视对基础科学的研究，针对的也是我国薄弱的基础科学已不适应应用科技的发展，而不是提倡科学家只凭自己的兴趣去选择基础研究的方向，或只从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个维度去思考问题。任正非所提到的我们还生产不了的一些胶、研磨剂、特种气体，都是分子工程，是高科技中的高科技，涉及到基础科学；他提到波音777飞机在制造过程中使用空气动力学软件模拟仿真，使过去需要80次风洞实验减少到现在的7次，其实讲的都是基础与应用融合的巴斯德象限的研究。[17]

这也正是我们国家对未来科技研发所明确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建立四个象限的科技研发分类，强调以巴斯德象限为中心的战略思路，对于我们看待和分析科技研发问题、指导科技政策都有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注释：

[1]范内瓦·布什：《科学：无尽的前沿》，中信出版社2021年出版，71页。

[2]江晓原：《重新审视：科学与技术是两个平行系统》，2021年8月5日《文汇报》。

[3]江晓原：《美国是因为重视基础科学而强大的吗？》，https://www.observersnews.com/jiangxiaoyuan/2021_11_13_614635.shtml。

[4]宁南山：“读76年前的《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从美国科技爆发产生的一些感想”，

https://a-mp-weixin-qq-com.observersnews.com/s/y0VDGGEhpRuNAyh0OXt00A。

[5]【美】D.E.司托克斯：《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周春彦等翻译，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55页。

[6]【美】范内瓦·布什：《科学：无尽的前沿》，崔传刚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出版，76页、150页。

[7]《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63、64页。对第四象限的研究人们也称之为超自由研究。

[8]《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66页。

[9]《中国造原子弹的首席功臣，于敏，到底多厉害？》，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634590071868162289。

[10]《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75页。

[11]《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82页。

[12]《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105页。

[13]《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107页。

[14]樊春良：《怎样看待美国的基础研究？——评江晓原教授<美国是因为重视基础研究而强大的吗？>即另外一篇文章》，https://a-mp-weixin-qq-com.observersnews.com/s/dBJTD5hLI0AwI6Rn3uXaVA。

[15]杨振宁：《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载杨振宁、翁帆：《晨曦集》，商务印书馆2018年出版。

[16]见2018年1月31日《人民日报》。

[17]任正非：《向上捅破天，向下扎到根》，载《科学：无尽的前沿》，中信出版社202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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