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的幼稚产业保护为例，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实施的关税保护——1820-1931年的美国平均关税税率达到了35%-50%，才使得美国的幼稚工业产业得以生存、战略产业得以不断发展起来（Nester，1998：106；Scherer，1994：21；张夏准，2007：17；Irvin，2000：335-360）。（2）

而关于美国幼稚产业的关税保护的必要性，于1820年代任职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克莱曾这样解释：“我们必须给某些产业进行方向调整。我们必须尽快采取这个货真价实的美国（关税）政策。让我们在打造本国市场的同时，也培育一个外国市场，使得美国工业品的消费规模能进一步扩充。

本国市场的打造，不仅对促进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公正的报酬是必要的，而且对我们的必需品的供应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不能销售生产的商品，我们也就无法获得我们想买的商品。” （Callender，1965：502）

而基于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性关税、国家银行、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被后世的经济史学家们称之为“美国体制”（American System）（Lind，2013:16）。

关于美国经济起飞阶段的关税保护的重要性，美国前总统威廉•麦金利（1897至1901年任职）并不否认，他这样指出：“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国；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矿产国；我们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这一切都缘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制度（托马斯•K•麦格劳，2000,345）。”

事实上，不仅仅在美国，以高关税（尽管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的关税率有所区别）为代表的产业政策，在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丹麦、俄罗斯、日本、西班牙等发达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也普遍存在过。

在林肯当政的19世纪中叶，美国也一直以促进经济增长的“美国体系”推动经济增长；在这种经济制度下，美国政府用高关税保护战略产业，用联邦土地划拨、政府采购来安定市场，用补贴来推动基础设施发展。

基于美国政治精英们这样的认识，美国的高关税制度一直实施了近百年的时间，直到美国的本土产业逐渐变得具备全球竞争力，美国政府才逐渐降低关税税率。

受益于美国的关税政策，美国的贸易逆差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逐渐减少。到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基本上保持了贸易顺差。

受益于美国的产业政策，19世纪的美国工业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到1890年美国政府成立一百年时，美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工农业生产国。

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工业生产已经超过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凭借自身在工业生产等领域的优势，美国抵消了战争的短暂影响，完成了负债国到借债国的转变。

美国经济的繁荣，一直保持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前。

从大萧条的应对到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全面复苏，美国产业政策的边界和角色大大的扩充了。

1929年到1932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多少年以后仍旧让美国人记忆犹深。彼时执政的胡佛政府，做了不少工作阻止大萧条的蔓延，但屡屡未能奏效。直到罗斯福新政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才彻底走出大萧条的阴影。

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大大的增加了，美国的产业政策边界也大大的扩充了。

美国存款联邦保险公司（FDIC）、美国重组融资公司（RFC）、美国农业调整法（AAA）、美国产业复苏法(NIRA)、劳工进步管理法（WPA）等一大批政府机构或法案被建立或批准，被用于风险防范、贫困削减、帮扶就业和经济振兴。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罗斯福重组或建立了美国国防顾问委员会（NDAC）、美国国防生产公司（DPC）、美国国家生产管理办公室（OPM）、美国战争生产局（WPB）等，以促进美国经济复苏和振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建立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新军事工厂，建立了包括覆盖全国的石油天然气管道、炼油厂、电厂和军事基地等大量的基础设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对劳动力的广泛动员，美国实现了充分就业。

或许是巧合也是某种程度的必然，美国历史上的几位重要的总统——从建国伊始的华盛顿、力推南北统一的林肯到实现全面振兴的罗斯福，无一不是在重要历史节点推动美国独立、统一和崛起的政治强人，也无一不是汉密尔顿的产业政策传统的坚定践行者。

除了两次世界大战，在20世纪的多数时间，美国政府通过补贴、税收减免、直接贷款和保险、风险投资、政府的建设合同和采购、研究开发的推动、标准设置、价格控制、准入许可和生产限制等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

具体而言，这些产业政策包括美国联邦政府给予的土地补贴、用来保护或者促进国内产业的关税减免、通过设立银行给私人企业发放贷款、政府提供的保险（如对私人银行的存款保险）、政府出资建设的产业设施（如数千家产业工厂）、政府对研发活动的支持等。

在20世纪，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主导了互联网、半导体、高温超导、核能、HDTV等一系列重要科技产品的研发，甚至推动了“硅谷”的创新与繁荣。

以半导体为例，美国政府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支持了半导体的技术开发。在195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直接资助了美国半导体企业研发支出的25%以上。美国政府对半导体企业的额外支持，通过军事采购项目的形式来实现。

在1965年，美国军方的市场需求占美国整个半导体产业的28%、整个集成电路产业的72%。军方的高价支付承担了新技术开发的大部分风险和成本。

1970年代以后，军方的市场的重要性下降了，但1960年代的军事采购的初始阶段确保了美国企业在半导体产业的技术领先地位（Angel，1994：34）。

同时，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美国的国内企业是美国研发投资的主要受益者。美国半导体产业的研发支出，从1959年的7千万美元飙升到了1970年代末的8亿美元、1980年代末期的40亿美元。

这些研发支出是美国政府和美国的私营企业一起资助的（Angel，1994：2-36）。

在对半导体企业的研发资助的同时，继美国企业在1982年联合成立半导体研究公司（SRC）之后，美国政府在1987年拨款1亿美元，引导10多家半导体企业组建了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促进企业之间的开发援助、研发合作、规范统一技术标准等。

美国国防部和国防部先进研究计划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先后参与组建了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

在研发经费资助的同时，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计划署与相关企业一道推动半导体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等。

1987年到1992年，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花费了3.7亿美元（全部预算的37%），用于半导体设备改进和设备供应相关的外部研发项目支出（Angel，1994：166-171）。

为应对外国企业的竞争和并购威胁，促进美国半导体企业的合作研究，美国政府甚至倡议放松美国反垄断法而允许美国企业开展更大范围的合作研究（Angel，1994：165）。而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甚至号召美国半导体企业合资生产（Production Joint Ventures），以达到技术协同和强强联合的目的。

从1989年到1999年，美国半导体产业共发生并购111起，成立合资项目244个。

1991年，美国政府还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半导体贸易协议》，以保护美国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利益。受益于美国政府对半导体产业的研发支持、产品采购、技术合作和强强联合等多种形式的产业政策，美国半导体产业才得以不断发展壮大、延续繁荣。（3）

与半导体产业发展密切相关，作为军用技术转民用技术的极好典范，硅谷一直被世人作为私人创业的乐园来称赞，硅谷的模式也一度被描述为市场完好运作的典型模式。

然而，对硅谷百年历史的详尽考察却发现，无论是技术研发资助、风险投资、产品采购还是对美国本土企业的保护，美国政府都在硅谷企业的成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起作用，硅谷的历史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也很难想象是否会有苹果或者英特尔是否会有今天这样的辉煌。从1950年代前后，硅谷地区的企业就成为了美国国防部的重要采购来源。

作为美国的高新技术领军企业，英特尔公司受益于美国政府的采购、研发支出和贸易保护，苹果公司的计算机、iPod、iPhone等都受益于美国政府资助的多项基础研发和美国政府的国际贸易政策（Mazzucato, 2015：93-119）。

针对那些关于硅谷的企业创新和风险投资的神话，硅谷历史研究学者阿伦•拉奥和皮埃罗•斯加鲁菲就指出，硅谷的体制实际上是一种长于开发、短于研究的体制；而美国政府才是硅谷最大的风险投资者和最有力的战略设计者（阿伦•拉奥、皮埃罗•斯加鲁菲,2014:449-453）。

当下的美国产业政策

在21世纪的美国，美国的产业政策至少包括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其它改善经济环境、推动产业发展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