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金代山东地区大量出现“蝗不入境”现象，显然是由当时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的。金代严苛的治蝗连坐制度与山东地区较少的蝗灾和水旱灾害，这两种原因交织在一起，使得山东地区的“蝗不入境”现象在金代突然井喷式地大量出现。

这一时期的自然气候条件，使山东部分地区具备了“蝗不入境”现象的自然合理性。而金代严苛的官员捕蝗惩戒制度以及神力治蝗思想的盛行又使得“蝗不入境”获得了进一步传播的必要政治条件。如此一来，金代山东地区多次出现“蝗不入境”现象的历史记载也就是意料中事了。

天灾人祸与“蝗不入境”记载的消退

在经历了金世宗、金章宗四十多年的盛世局面后，金朝由盛转衰，迅速走向了衰落的过程。山东地区则在章宗朝之后，陷入了天灾人祸纷至沓来的局面。此前水旱灾害较少的山东地区连续遭遇了十分严重的水旱灾害。卫绍王大安二年（1210年），山东东西路全境同时发生了规模空前的水旱灾害。山东各区域的地方志记载如出一辙。山东最东部的登州境内，“大旱，至六月雨复不止，民间斗米至千钱”。而远在数百公里之外的山东最西境的德州也记载，“大安二年六月霪雨大饥”。由此可见，此次水旱大灾的成灾范围之广。山东西路的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连年旱灾，“大安二年四月旱，六月淫雨大饥，三年旱”。崇庆元年，山东西路更是再次爆发全境规模的大旱，“十一月，赈河东南路、南京路、陕西东路、山东西路、卫州旱灾”。

蝗虫的天敌——粉红椋鸟，有了粉红椋鸟的管护，草原才能免受蝗灾，欣欣向荣（@东方IC）

与此同时，战乱也使得山东地区的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金宣宗贞佑二年（1214年），蒙古军攻入中原腹地，河北、山东地区遭受了空前规模的动乱局面，“时山东、河北诸郡失守，惟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徐、邳、海数城仅存而已，河东州县亦多残毁”。贞佑三年，衍圣公孔元措就因为山东境内战乱不断，无法返回曲阜而被金宣宗留在了身边，“既而上念元措圣人之后，山东寇盗纵横，恐罹其害，是使之奉祀而反绝之也，故有是命”。金朝任命的官员赴任山东尚且有生命危险，足可见金朝在山东地区的统治已经陷入到了风雨飘摇之中。不仅如此，山东境内爆发的红袄军大起义也加剧了这种动乱的局面。曾经在世、章二帝时期两次出现“蝗不入境”现象的沂州则彻底毁于战乱。

大规模的天灾人祸使“蝗不入境”既失去了虚构所必需的“德政”外衣；同时又使得“蝗不入境”丧失了必要的自然物质条件。与此同时，金朝对山东局面的彻底失控，也使蝗灾不再成为中央朝廷和地方州县所关注的首要问题。自宣宗朝开始，山东地区陷入了金朝、蒙古、红袄军三方势力的拉锯争夺之中。

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大量青壮年被裹挟参加到三方混战当中。某些地方志中甚至记载了山东因战乱，人民所剩无几的惨状：“宣宗贞佑元年，蒙古军破山东各州县，人民杀戮几尽”。类似“蝗不入境”式的政治神话、抑或是蝗灾中特殊现象的真实表述，都不再具有进一步传播的必要性和手段。正因如此，山东境内的“蝗不入境”记载迅速消失在地方志的记载中。

大量“蝗不入境”记载的出现是金代山东地区的特殊历史产物。这其中既包含了受传统地方“德政”思想影响而出现虚构史实的成分，也存在受自然规律影响而出现特殊现象的可能性。从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山东部分地区较少的自然灾害以及其所处的特殊自然位置，为“蝗不入境”现象提供了必要的自然物质基础。

而金代严苛的治蝗连坐制度又使山东地方官有了强烈的行为驱使动力。再加上部分地方志编纂过程中，有意神话某些蝗灾中的特殊行为。多种原因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金代山东地区众多的亦真亦假、虚实难辨的“蝗不入境”记载。

需要说明的是，金代山东地区大量的“蝗不入境”现象对指导治蝗并没有什么实际借鉴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蝗不入境”、“蝗遂自殪”等类似的表述仅仅成了官员讳灾、标榜德政的一种手段。同一时代的南宋农学家陈景沂在其所著的《全芳备祖》中就对“蝗不入境”中的虚假性直斥道：“黠吏不舞文，则不必虎北渡河；里胥不追扰，则不必蝗不入境。”。而后世对于“蝗不入境”也多持一种批判态度。

这颇能反映明清士人对“蝗不入境”的真实态度。这也就成为金代以后，山东地区未再出现如此规模的“蝗不入境”记载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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