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世宗、金章宗时期是金朝历史上的盛世阶段。金世宗时，金朝出现了“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的局面。到金章宗在位时期，金朝更是到达了统治的巅峰时期，“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在这样的盛世局面下，“蝗不入境”现象正好成为德政感应上苍的最好例证。在金代一般文人士大夫的眼中，蝗灾虽是天灾，但也大多是官员德政不修的缘故。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在《祭飞蝗文》中就曾写道，“吏实不德，民则何辜。岁或凶荒，转死谁捄？”。

而从实际情况上来看，山东地区出现的某些“蝗不入境”记载确实存在虚构的可能。五起“蝗不入境”事件，地方志无一例外地将其归于地方官德政的原因。以嘉祥县境内的“蝗不入境”现象来分析，它既没有关于蝗灾发生具体时间的记载，也没有“蝗不入境”具体现象描述，只是在叙述胡肇在兖州嘉祥县期间的德政时提到，“兴学校，禁侵渔，狱无留讼，吏不敢欺，蝗不入境”。将“吏不敢欺”等行政事务与“蝗不入境”这一自然现象直接相联系。这种模式化的叙述方式显然让人怀疑其真实程度。

然而，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地域内，多次出现“蝗不入境”这一反常的历史记载。这显然不能全部简单归结到古人为树立德政观而虚构史实上。如果仅仅是出于标榜官员的德政，就很难解释山东地区金代“蝗不入境”现象出现的特殊性。因此，仅以德政观来评价金代山东地区出现的“蝗不入境”现象，是很难说得通的。

事实上，金世宗、金章宗时期山东多地出现的“蝗不入境”现象，除了古人因崇信德政避蝗思想而导致虚构史实外，仍有几个特殊原因值得我们注意。

虚构中的真实：蝗不入境的可能性分析

从蝗虫的一般自然习性上看，“蝗不入境”现象有其存在的可能性与合理性。这关键是与蝗虫所处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蝗灾的发生多与水旱灾害相关，“旱蝗”之说便是例证。而根据夏炎的考证，“飞蝗避境”现象从气候学角度或者从生物学角度上看，都是有极大可能出现的。而金代山东地区的气候环境等因素，确实为“蝗不入境”现象提供了必要的自然物质条件。

首先，山东地区虽然是金代蝗灾的多发区，但与河南、河北、陕西等地相比，则受蝗灾影响程度仍属较轻。以山东地区出现“蝗不入境”现象的五州县为例，从唐代中期到元朝初期，五州县蝗灾出现数量一直处在较低的水平。而金世宗、金章宗二帝时期（1161-1208年）恰为五州县历史上蝗灾爆发烈度较轻的时间段。在这一时期，五州县蝗灾的出现频率不仅比元代低，即便是与宋代中后期相比，也依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著名“鲁菜”油炸金蝗

从唐代中后期到元朝末年，五州县平均每百年出现了3.7次蝗灾。而金代入主中原的近一百年的时间内，大的蝗灾只发生了2次，远低于六百年来的平均水平。据武玉环考证，金代蝗灾主要集中在金朝的南京、中都以及西京地区，山东地区爆发的蝗灾次数只占到金代蝗灾总次数的6.7％。所以，从蝗灾分布的地区和时间上看，山东地区并不处在金代受蝗灾影响的核心地区。正因如此，烈度较低的蝗灾规模和爆发频率为山东地区的“蝗不入境”现象，提供了基本的客观物质条件。

其次，山东地区在金世宗、金章宗二帝时期恰好处于历史上自然灾害的低发期。以沂州为例，该州在大定二十二年（后，沂州的沂水等县划归城阳军，“本城阳军，大定二十二年升为城阳州”。沂州的属县只剩下临沂、费县两县。而剩下的费县、临沂二县在金代都曾出现过“蝗不入境”事件。所以，我们不妨将沂州作为金代山东出现“蝗不入境”现象的典型地区加以分析。

沂州地区在金代虽然水旱灾害也时有发生，但与宋代前中期、元代中后期相比仍处于历史低位。这就使当地原发型蝗虫成灾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由上图可知，沂州地区从隋唐到元代中后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水旱灾害增减规律。水旱灾害的数量从峰值到低谷，大约以150年为一分界线，以300年为一周期。据部分学者统计，山东地区在宋元时期（960—1368年），水灾、旱灾平均23年就各爆发一次。而金代恰好处在沂州水旱灾害爆发数量上的低谷时间段。即便是与同一时期山东其他地区相比，沂州所受的灾害水平显然也是较轻的。

在金世宗、金章宗时期，山东地区确实存在着“蝗不入境”的客观自然条件。从总体而言，金代山东地区的多起“蝗不入境”事件成分极为复杂。多起事件中既有“德政”虚构史实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存在蝗灾中受自然气候等原因而产生特殊现象的可能性。

真实中的虚构：捕蝗连坐法下的“蝗不入境”

同样，如果仅以自然原因来说明金代“蝗不入境”记载大量出现的局面，那么就无法解释金代山东地区“蝗不入境”记载如此众多的特殊性。事实上，金代严苛的捕蝗惩戒制度应当成为金代山东地区“蝗不入境”记载大量出现的又一重要原因。为了遏制境内大规模蝗灾的爆发，金朝曾制定了一系列的地方官捕蝗惩戒制度。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防止出现因为蝗虫过境不成灾，而导致地方官不全力治蝗、或有意将境内的蝗虫驱赶到其他州县境内的情况。金朝统治者甚至制定出了治蝗不力的连坐法，规定蝗虫入境虽不成灾亦治罪的严苛规定。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宋金两国爆发冲突，南宋政权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开禧北伐。金朝为了稳定国内局面，才暂时废止了捕蝗连坐法，“除飞蝗入境虽不损苗稼亦坐罪法”。泰和八年，宋金再次议和。金朝国内局势稳定后，统治者便再次颁布更订过的捕蝗连坐法，“庚子，诏更定蝗虫生发坐罪法”。

并且，金世宗、金章宗二帝在位时期正是金朝对治蝗不力官员处罚最为严厉的时期。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年），谏议大夫梁肃因为捕蝗不如期，而遭到了“贬川州刺史，削官一阶，解职”的处罚。大定七年，“右三部检法官韩赞以捕蝗受赂，除名”。在治蝗不利时，甚至宰相都要为此承担责任，“蝗旱为灾，深负燮变之责”。金宣宗即位后，金朝陷入了与蒙古旷日持久的苦战中，却仍不忘紧抓治蝗工作。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金朝统治者为了强化官员的捕蝗救灾意识，一直采取了严厉的官吏管理与惩罚措施。这种空前严厉的捕蝗管理与惩戒措施，极大地影响了地方州县对于蝗灾的上报与治理工作。

耐人寻味的是，金代在保持严厉惩戒措施的同时，还长期盛行神力灭蝗的迷信思想。以金章宗在位时期为例，大量关于神力灭蝗的怪异记载纷纷涌现。例如，金章宗泰和年间，就曾出现过一则道士萧志冲驱散蝗灾的有趣记载：

……翼日有旨问蝗绝之期，对以三日。据法有洒坛符，而洒时当留一面，使蝗有所归。师则留其西，西乃大山也。及期，则群飞入山而死。诏加赏赍，师固辞曰：“道人救物，安用赏焉。”上曰：“真道人也。”当别议旌表……

道士运用“法力”驱散蝗灾，这原本带有荒诞色彩的行为竟然得到了金章宗本人的推崇，不禁令人错愕。不仅如此，一般的地方官员中也出现过希望利用神力治蝗的情况。这显然是将蝗灾与官员在地方的政绩相联系，也就为“蝗不入境”之类的表述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滋生土壤。例如，泰和六年（1206年），山西境内就曾出现了官员祈祷避蝗成功而受到上级举荐的记载，“蝗径过无留者，复为按察司所保”。

2017年9月，山东潍坊峡山水库四周出现了大量蝗虫，漫天乱飞乱啃，千亩粮田受害

在这种风气下，这一时期山东地区多次出现所谓的“蝗不入境”现象，就不能排除是地方官主导的讳灾行为。因为在州县普遍遭受蝗灾的情况下，只有出现“蝗不入境”，官员才能避免连坐法的制裁。那么真相究竟如何？

从上述地方志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金世宗大定年间，临朐县的这次未遂蝗灾有两种表述。第一种是以嘉靖、咸丰《青州府志》和嘉靖《临朐县志》为代表的，认为此次蝗灾时期，临朐县出现了“蝗不入境”现象。第二种则是以康熙、光绪《临朐县志》为代表的，认为飞蝗进入过县境，但在吴德彰祷告后，飞蝗没有造成灾害又以极快的速度离开了县境。这两种解释的共同点在于都承认大定年间的这场蝗灾对临朐县没有造成较大的损失。

两种记载的分歧点则在于是否承认蝗虫进入过临朐县境。从文本的时间上推断，嘉靖《青州府志》和嘉靖《临朐县志》的记载在时间上更接近于金代，直接引用金代原始文献的可能性较康熙、光绪时期编纂的《临朐县志》更大一些。结合上文对金代治蝗复杂行为的认识，我们有理由相信，金代的原始文献记载可能更倾向于临朐县出现了“蝗不入境”现象，而不是飞蝗入境再离境的现象。

这也就说明金代山东的部分州县很有可能为了躲避朝廷严苛的捕蝗连坐法，而不惜造成“蝗不入境”的假象。虽然，“蝗不入境”与飞蝗入境又旋即离境同属于一种自然现象成因，并且在观察现象上很难明显区分。然而在金代山东部分地方州县官员看来，是否承认“蝗不入境”却可能造成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并且，山东某些地区长期存在着对蝗虫入境成灾隐瞒不报的历史传统。以临近临朐的邹平县为例，民国《邹平县志》就记载，“县蔽俗，蝗少则以为无”。在这种情况下，“蝗不入境”的历史记载就变得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