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您在万山医院从事了二十多年的麻风防治工作，工作条件如何，麻风防治有何进展，在工作中又曾遭遇过怎样的困难？

江澄：沭阳县很穷困，是江苏省最后一个脱贫的县份。万山大新庄（麻风村）更是几乎与外界隔绝，交通不便，环境极为艰苦。从1962年到1983年20余年时间里我们都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

麻风相关工作，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出任何一个与之相似的疾病防治工作。当时大家都不了解麻风病，都觉得一旦确诊麻风，不仅让全家、甚至对全村的人都受到影响，所以社会氛围对麻风病患和麻风医生都有歧视。

有一次我到县城的沭阳旅馆落脚。因为我在县防疫站时曾来过这家旅馆，和工作人员较熟悉，登记后就安顿下来了。我住的是双人间，临睡前和另一位客人聊天，介绍自己是万山医院的医生。虽然没直接称呼为麻风病院，但在沭阳“万山”医院就是麻风的代名词。半夜起床入厕时，发现对面的床已没人了——另一位客人当晚怕“麻风”就离开了，我还安慰自己，“哈哈，花了一张床的钱睡了个包间！”

在万山医院治疗麻风病人时，麻风反应的神经剧烈疼痛常使病人失去希望，想要寻死、上吊。用止疼药、打安眠针都没有效果。我查阅资料后了解到有“神经鞘膜松解术”。在神经水肿、发硬胀痛的情况下，国外的医生会采取神经末梢翻转手术治疗。我们如将病人转送去综合医院，医院外科不会收，也没做过，只能由我们自已现学现来做。虽然我不是专攻外科及神经科，但病人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我们责无旁贷。上海的陈家琨院长也是如此做过，现在自然是不被允许（讲“专科”），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必须要有医者站出来。

我曾前往镇江参加过省里的麻风临床医师专业培训班，在南京、海安等地观摩、见习过麻风病理检验，诊断和判愈的科学手段之一。后来，我们自己买了一台国产的病理切片机。在无水无电的条件下，从学会磨刀、切片、制片开始，摸索开展起病理检查。不但，解决了本院的问题，还承担过本地区及外县的送检工作。切片不得超过四微米，磨刀要练一个月以上。肉也得从软变成硬，要用二甲苯将里面的水吸出来后，再用融化的石蜡浸泡固定，保证硬度一样。再用切片机切成四微米厚，再从水里捞出来放在玻片上染色、看片，最后做成病理报告。不但取材、切片，报告也是自己做。其他同道员很佩服我们土法上马的片子做得不坏，还把这些切片称为“江澄片”。

多菌型麻风皮肤涂片抗酸染色，麻风杆菌呈杆状、束状 江澄供稿

笔者：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1964年秋，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马海德大夫前往江苏海安县，带领百余人专业科研团队，开启了全国麻风综合防治措施效果考核的专业性病普查试点工作。您曾参与其中，可以具体谈谈当时的普查过程吗？

江澄：当时国家在江苏省海安县开展的《以县为单位控制麻风综合防治措施的研究》，数年后为进行效果考核，决定进行一次部分地区的专业性普查试点。选定海安是因为海安有一个麻风病院，江苏省非常重视麻风防治。当时的综合防治措施归根到底就五个字——“查收治管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宣传的过程，比如宣传单、小册子、幻灯片、广播等形式，于是后来又改增为“宣查收治管严”。

通过专业性普查得出来的“发病率”，才是科学的数据。所以，出现了海安这个普查试点。专业医生团队来自北京、江苏、上海，还有广东的队伍前来支援。因为广东一直是麻风高度流行区域，解放以后防治比较早，来了许多防治专业人员，所以总的来说这个普查队伍的人员数量和专业程度是很强的。

但是，即便有这样的力量也难以完成工作，因为海安那时候最少也有四五十万人口，光靠这个专业队伍、这么点人是无法完成的，所以只能抽查一部分，就这样对河南地区七个公社进行全员专业性普查。

专业性普查的开展时间大概是九月份至十月初，普查工作总指挥是县委书记，而且有专家组顾问，如马海德1、叶干运、李家耿等人。在我印象中马海德大夫就是这次普查试点的总顾问。解放以后我们第一次看到“外国人”和我们一起工作，还能讲一口带陕西腔的普通话，普通话讲得比我们还标准，大家都非常惊奇、也非常感兴趣。

马海德大夫在向江澄等部署麻风防治工作，1985年4月，北京。 江澄供稿

马海德大夫看望麻风休养员照片，1985年6月，南京。江澄供稿

我们一共有个五个普查大大组，我被分在第一大组，大组长是中国医科院皮研所的杨理合大夫，我兼统计员。每个大组分成几个普查组，一男一女搭配合作，我跟来自广东的李俊琳搭档前往雅周、仇湖公社。当时的要求是必须100%普查，只要是户口登记的都要查，最少要达到97%以上。但对我们来说，几乎是100%。两个人互相配合，从早到晚工作，完全靠两条腿走路，因为路极为崎岖，没有一次是骑自行车的。我们在进行检查时是十分严格的，除了看，还要摸几个主要的神经部位。

由于不少村民外出，所以还要查漏补缺，主要方法就是堵门。早出的村民我们就早上去堵，晚归的村民晚上去堵；而且当地水网密布，船民具有一定流动性，我们便站在桥头堵；在桥上不但可以堵我们自己要查的人，也可以堵其他小组的，查过之后把我们得到的信息再提供给其他人，帮助其他组查漏补缺。我们的普查率从97%提高到100%，就是靠都这样反复堵，才能最终达到。

每个大队除了每天的普查工作以外，晚上回来还要开会汇报当天的工作情况，当天问题当天解决，汇总统计。我记得在乡政府公社里面有一些查出来的是病人或者怀疑病人，要由三个专家一个一个地查。他们查的时候也叫我们过去查看。所以我们在农村完成的普查受检率基本接近100%或者说99%，这个数据的真实性不言而喻。

城镇的人口流动性相对农村来说更强，因此当我们在农村完成普查的时候，城镇受检率才完成92%，于是其他大组前往支援。一个大组检查两个居委会。我们在各个居委会查漏补缺时，县委书记当总指挥和马海德等三位专家在全城巡回检查。通过这样的努力，完成城镇达到95%以上普查率的目标。

完成城镇普查以后，以马老为首的专家组，抓住这个机会给我们组织了一次“继续教育”。在培训的那几天，马海德大夫对我的鼓励对我影响至今，他给我用提英文题词：“祝你在建设社会主义及麻风防治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让我坚定了做好麻风防治工作的信念。他强调麻风防治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信念和他的鼓励使我能坚持干下去，甚至退休以后还一直在干，干到现在已经六十多了，或者说，我可以永不放弃！

“控制麻风病的研究（3.江苏省海安县十七年来麻风病综合防治措施效果的考核）” 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江澄 供稿

这都是在马老精神的鼓励下，当时的他鼓励着24岁的我，即使他生活中也经历过种种沉浮，他仍然坚持做自己热爱的麻风事业，用现在话来说叫“不忘初心”，我也秉持着这种精神；直至今日，麻风基本在我们国家消灭，作为一名“老麻风”，我倍感欣慰。

【注1：马海德（1910-1988），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1910年出生于美国。1933年11月，日内瓦大学毕业获医学博士来到上海。是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参加过红军、八路军、解放军。1936年初受中共中央红军邀请，由上海前往陕北提供医疗救助，于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他投身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55年的传奇人生。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将余生的精力投入到性病、麻风病的防治工作之中。1977年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20世纪80年代初消除对麻风的社会歧视与偏见，带头与麻风患者握手、拥抱，全身心改变了中国数十万麻风患者以及数百万麻风患者家属命运。1988年9月23日，卫生部授予马海德“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2009年9月，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中唯一的华籍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