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是国家卫健事业进步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卫健工作面临着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流行，医疗卫生资源短缺、水平低下的严峻形势；当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约为35岁。

75年的砥砺奋斗，中国卫健事业取得了非凡进步，14亿人的健康水平得到显著提升；据2023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6岁——这是75年前的两倍多。

75年来，中国人不仅彻底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还积极参与全球健康事业的发展。这条艰辛的道路上有科研工作者、医护人员、志愿者等无数人的无私奉献。

国庆75周年之际，观察者网将以新中国麻风防治作为叙述切口，陆续刊发三位麻风防治医生的口述回忆。

他们的故事被记录下来，得益于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东华教授数年来的走访和研究。周东华教授近年来专注于中国麻风病防治史，整理境内外馆藏的明清以来麻风隔离防疫史料，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政府和社会的麻风隔离防疫观念、实践与制度变迁，厘清教会、精英和政府在其中的不同角色，从麻风隔离防疫历史出发探讨国家治理传染病的公共卫生史。在如今国家和大众重视健康的背景下，总结历史经验，总能对未来有所助益。

（上篇）口述|周东华、梁宇：当时不知道麻防任务这么艰难，但要是重来一次，我们还会坚守第一线

对谈二|江澄：跟马海德试点麻风普查工作

【人物小传】

江澄，1940年出生于江苏兴化。1958年毕业于江苏省镇江医校三年制中专，后任沭阳县卫生防疫站医士，曾参加卫生部疟疾、丝虫防治班、江苏省麻风防治班、全国麻风实验研究班等，担任卫生部麻风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顾问，《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等期刊编委。

先后赴菲律宾、美国、印度、韩国、马来西亚等地研修、考察及出席国际会议。以麻风临床、流行病学、社会医学、健康教育、防治管理等为方向发表论文50余篇，执笔起草麻风系列规划、技术方案、诊断标准等文件，筹编《中国麻风学科史》等麻风专著。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成果奖、卫生部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及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笔者：您当初是如何走上从医之路的？

江澄：我随祖父母，中学从1951年起，先后就读于浙江鄞县私立正始中学（横溪）、宁波市第三中学；1955年毕业于南京市私立城南中学（现南京市二十七高级中学）。出于个人兴趣，本想走美术之路；但是由于我家中有6个兄弟姐妹，共10口人，而这个大家庭只靠我父亲一个人维持，因此生活有些拮据。在这种情况下，大哥即将考大学，家里无力负担更多子女的学费和生活费用。

当时，国家倡导念中专，能有书读、还有助学金；毕业后国家分配工作，短期内可以改善家庭的经济压力。所以父亲希望我考中专，并因祖上是“中医世家”，让我学医，报考江苏省南京医士学校，这是当时南京唯一培养“医生”的学校（时“江苏医学院”在镇江）。1957年与“江苏医学院”互换校址，更名江苏省镇江医士学校，毕业前、后又改过镇江医学专科学校、江苏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镇江医学院等名（现名江苏大学医学院），这便是我的母校和我走上医学之路的肇始。

1958年我从镇江医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淮阴地区沭阳县（现属宿迁市），至1956年才组建的县卫生防疫站工作。参加过兴建沭阳闸工程民工的卫生防疫；当“钢铁元帅”炼过“小高炉”；投入征兵体检等工作。不久，为配合《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实施，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核心任务是“除害、灭病、讲卫生”。“除四害”，即消灭苍蝇、蚊子、麻雀和老鼠（后麻雀改臭虫）; 具体实施起来就是捕杀、驱赶、喷洒药物等。

1952年，为防御细菌战，决定在全国开展及时有效的爱国防疫卫生运动。求是网

我们卫生防疫人员都亲自背着喷雾器，在城镇用配制的喷雾剂到厕所、粪场、河沟等地进行喷洒和清理。我曾跟随下乡支农及出门办学南京医学院专门研究寄生虫学的教授，学习如何消灭苍蝇和蚊子，并参与进行些研究工作。比如,计算喷洒不同药物及剂量前后厕所的苍蝇和蚊子数量，以及它们消亡的时间，并进行统计学处理。还要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捕雀灭鼠运动，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爬到房顶上敲锣打鼓，制造噪音来驱赶、捕捉麻雀。

高墟乡是全县距离县城最远的乡，率先开展创建“四无乡”的工作，我也有幸参与环境卫生整治、绿化，以及改造厕所等相关工作。原先的厕所条件十分简陋，往往只是用玉米秸秆围起来。对于老百姓而言，随地解决是常见的事。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开始组织群众建造公共厕所，并采取粪便无害化处理。因为粪便中的虫卵会导致寄生虫感染，所以需要通过高温发酵来消灭虫卵（如，堆肥或建沼气池），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农村的生活条件和公共卫生状况。在那里一干几个月，交通不便、通讯闭塞，自幼养育我十余年的祖父在南京离世，待县里同事将电报转送到手时，已是过去了好几天，让我抱憾终生。

沭阳县高墟乡成为江苏省第一个“四无乡”，即无蝇、无蚊、无鼠、无麻雀的乡村。这些成就都被记录在报纸上，包括我参与撰写的报道，这些档案至今仍保存着。

笔者：麻风在过去作为令人闻风丧胆的慢性传染病，您是如何开始对麻风防治工作感兴趣、且为之深耕五六十载？

江澄：在灭病工作上，我到防疫站时已见不到黑热病及雅司，先后从事过丝虫病、钩虫病、乙脑、流感、浮肿病、砂眼、及妇女子宫脱垂、疟疾等多种疾病防治。亦开展过卫生宣教及推广计划生育工作。

从事麻风院外防治工作的有些做法，其实早在我负责疟疾防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1960年冬，苏鲁豫地区发生暴发性流行，当年沭阳县疟疾发病率高达54%,为解放以来发病最高的一年。因此,针对疟疾冬季抗复发治疗，我们防疫人员“送药上门，看服下肚”。后来，搞麻风联合化疗监服，我们就执行“十二字口诀”，即“送药到手、看服在口、咽下再走”。

“上门送药”，实际上就是“求”人家治病。在扎下公社搞疟疾冬季预防服药试点时，我们连续二十一天一大早就开始，拎着竹壳温水瓶，步行一家一户地去送。“看服在口、咽下再走”，作为医生，我们不但要把药送到病人手中，还要亲眼看着病人把药吃下去。沭阳县在开设麻风村之前，干群患了麻风只得到泰州、南京麻风病院诊治。1956年5月，沭阳县才创建卫生防疫站；1957年站里设有麻风科（防疫科兼）负责麻风防治。1958年10月，县人委在华冲公社万山大队万山村建立县麻风病防治所，麻风村（病区）设在大新庄。

该县在1958年后，乡镇才有了联合诊所。所以，县麻风病防治所创办时的条件十分简陋；病区全部都是土墙草顶房屋。1960年秋，我到韩山乡参加联合诊所整顿时，与工作组同道一起来过大新庄，并第一次拍了些麻风村用房的照片。

村里最多的时候有250个病人，但只有一两个医生和两名护士。医疗用品除了防护靴（雨靴）、乳胶手套是买的，其他如防护服、袜，口罩等，都是自己做的或请人裁缝加工的。

乳胶手套对我们来说是个奢侈品，消耗量很大。但条件艰苦、经费拮据，我们用不起每次都是新的。就是反复用过的已漏气的破手套，也要用到不能补为止。所以，在中间区每一次下班后，医生护士都有一个重要任务——补手套。一个破了漏气的旧手套，吹口气，用剪子剪后正好是个圆的。我们用补鞋子的胶水，把漏气的洞补起来，一个手套最多能补十个以上的补丁。因为补丁多，手套用之前要反复吹捏一下，检查是否漏气。

但一个麻风村再穷再困难，都有两个必备的“大设备”：一个是高压消毒器，用于给我们的隔离衣、帽、鞋、袜等工作用品，以及要带出村的其他物件（如，信件，病历等）蒸汽消毒；另一个是查菌等检验用的国产显微镜。

我们每次需要单程步行整整3里路，才能从职工区走到病区。上下班是按照规定的上、下午各一次。上午查房、治疗，下午处理溃疡及手术等。书、笔记本都必须留在中间区，戴好帽子、口罩，隔离衣、袜套全部换好，才能进入工作区。下班后到中间区脱手套、隔离衣，把鞋子经过在来苏儿水池消毒，再跨进健康区域。高压消毒器放在中间区，医护人员换下的布类用品，由临时工洗衣员清洗后放在里面消毒后备用。

1960年，沭阳县大新庄麻风村远眺。江澄/摄影、供稿

我们自己要到华冲医药站采购些常用药物，包括抗生素、磺胺药、止疼药以及敷料、消毒酒精等医疗用品。当时十多里地交通条件不好，骑自行车路面很颠簸，五十多斤的大瓶酒精，我经常会和一位护士用扁担把它抬回来。

在这种病人多、医生少的情况下，我们采取“先门诊，后病房”的方法。病人到这里“门诊”看病，我们开药，病人拿了药就走，免费不要钱。门诊结束后，我带着护士巡房，讲医嘱，护士记下来后到药房拿药。下班后病人和工作人员之间有一部电话，对外有一部电话，没有电话时用广播通知。晚上有任何情况，我们必须从3里多外随叫随到，有点像现在的住院医师负责制。深夜，如果病人有紧急情况，比如神经疼或自杀，我们必须立刻拎上一个小马灯赶过来。

我是1962年8月份，因为我有一定的经验积累，被调配到县麻风病防治所（万山医院）搞麻风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