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查雯】

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特朗普在对外战略上聚焦且部分完成了三个任务：

第一，摆脱美国对乌克兰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缓和美俄关系，最终要确保美国从乌克兰危机中抽身、以及美国在乌克兰战后重建中的经济利益，代表性成果就是《美乌重建投资基金协议》的签署。

第二，重塑美国的关税政策，这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毫无疑问“对等关税”已经成为特朗普处理美国对外关系时最重要的筹码。

第三，美国的中东政策得到重塑。特朗普中东之行、美伊高层谈判重启、与胡塞武装签署停火协议、解除对叙利亚军事制裁等举动都说明，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是经济利益优先，要减少军事干预，战略收缩是基调。

虽然至今亚太地区并未成为特朗普的关注重点，但很可能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未来3年，中美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围绕东南亚国家展开的战略竞争，会达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同时也会对地区国家的对外战略和区域秩序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有两点需要明确：

首先，不能用“孤立主义”概括特朗普的对外战略。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从乌克兰和中东的收缩，最主要的目的是将美国的战略资源集中在亚太地区。与拜登时期鼓励北约成员国参与印太事务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更强调美欧分工，相关高层官员在不同场合强调过，希望欧洲国家承担更多本地区的安全责任，以使美国能集中精力应对中国在亚洲的挑战。

未来，特朗普政府将继续推动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北约成员国防开支要提高到GDP的5%，日本国防开支要提高到3%；其宗旨依然是，利用盟友的资源办自己的事，通过盟友之间的地区分工，巩固美国作为唯一全球性霸权的特殊地位。

5月23日，日本经济再生担当相赤泽亮正（右）与美国贸易代表代表格里尔（左）在第三轮日美关税谈判之际合影。日本共同社

其次，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已为其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极限施压”埋下了伏笔。

“90天关税暂停”造成持续的不确定性，东南亚国家从第一轮中美贸易战以及跨国企业“中国+1”策略中获益，但如今悬而未决的关税导致外国直接投资骤减，越南4月吸引外资环比下降30%，同比下降8%。

如果特朗普仍坚持通过关税实现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最终目标，那么东南亚国家最终不会比中国获得更好的关税待遇，且将遭到出口和外国投资下降的双重打击。但如果特朗普退而求其次，以缩减贸易逆差为主要目标，东南亚国家不仅将被迫扩大对美进口，还会更加严格地执行原产地原则。

拜登执政后期，全面禁止中国产智能汽车的软硬件进入美国市场，特朗普未来只会收紧对中国技术的限制，这将扰乱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供应链和贸易联系。东南亚国家不仅会在安全问题上面临“选边站”压力，其在投资、贸易和技术领域的“选边站”压力也将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仁慈霸权”的终结

长期以来，东南亚国家都将美国视为“仁慈的霸权”，认为美国既没有领土扩张的野心，又具备足够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维持地区秩序，还为东南亚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和市场准入。有学者甚至指出，作为“自由主义霸权”，美国可以创造开放性的秩序，通过与地区国家的协商，重构霸权秩序的基本条款，从而确保霸权秩序的稳固。

然而，特朗普自第二任期以来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已经对“仁慈霸权”的基本假设构成了直接挑战。收购格陵兰岛的计划，暴露了特朗普领土扩张的野心。暂停对外援助项目90天，也给东南亚国家造成重大影响，越南多个排雷项目被迫中止，而战后爆炸物的清理曾是美越合作的优先事项之一。3月8日缅甸发生7.7级地震后，由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大规模裁员，最终特朗普政府未能及时提供援助。早在当选前，特朗普就曾宣布自己入主白宫的第一天就要废除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

特朗普已经充分向东南亚国家证明，美国不再是“协商型霸权”，单边胁迫取代制度协商，将成为美国重塑地区秩序的主要手段。正如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所言：“美国已经不再愿意为全球秩序背书，这使得国际环境变得更加混乱和不可预测”。

“特朗普效应”将持续分化东南亚国家

接下来的问题是，东南亚国家将在对外战略上做出何种选择？

近年来，“对冲”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热门概念，而且被广泛应用于东南亚国家的对外战略研究中。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东亚也形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二元格局。

但学界的一个共识是，只有不存在大国全面竞争的情况下，对冲战略才成为可能。相反，在强对抗体系下，东南亚国家的战略空间会遭到挤压，对冲战略会变得难以为继。在现实层面，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已出现差异化演变的趋势，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这种趋势会更加明显。主要原因有两个：

从体系层面讲，不同东南亚国家面临的“特朗普冲击”有明显差异。 “对等关税”就是一个直观体现，大体可以分三档：第一档，柬埔寨（49%）、越南（46%）、老挝（48%）、缅甸（44%）；第二档，泰国（36%）、印尼（32%）、马来西亚（24%）、文莱（24%）；第三档，菲律宾（17%）、新加坡（10%）。一旦施行，菲律宾和新加坡反而会成为普遍关税的受益者，这也将造成东盟内部的分化，直接影响东盟的集体行动能力。

从国内政治的层面讲，对冲国家在抵御体系压力方面的能力有所不同。从以往经验来看，决策者执政地位稳固的国家，可以更好地避免对外战略的政治化倾向，从而延续对冲战略。比如，新加坡就保持了高强度的对冲，与中国和美国都开展了高水平的经济和安全合作。而另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在国内政治的冲击下，已经向制衡或依附演变。

不仅是对冲战略本身的演变，“特朗普冲击”还会在东南亚国家的国内政治中产生不同的“回响”。在今年的新加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在第四代领导人的领导下获得65.57%的选票，得票率甚至超过2020年大选的61.24%。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人民行动党顺利完成新老交接，形成了 “外部环境越乱、人民行动党越稳”的现象。

与此同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选举也受到“特朗普效应”的影响，但影响机制和新加坡所有不同——反特朗普情绪助力加拿大自由党和澳大利亚工党逆风翻盘。类似效应是否也会在东南亚国家出现？值得我们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