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难免会凸显出一些结构性难题

现在回过头来说一下小张的问题。

按照小张的逻辑，物业推荐了维修师傅，就应该承担担保责任。尤其是，作为一个游匠，王师傅没有固定的店铺、门头，也没有网上的投诉渠道，在找不到人的情况下，只能由物业来对此负责。

然而小区物业也很委屈。物业表示，维修工王师傅只是留了一沓名片在这里，又没缴纳什么进小区保证金。他们也是出于便民的考虑，给居民提供信息，至于维修结果和付费情况，那是需要双方的事情，不应该由物业来承担责任。

事情至此，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纠纷就此产生。那么作为监管的职能部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按照相关职能划分，这个事情的责任部门，是房管局内设的物业管理办公室。负责人李主任介绍，这种情况下，他们确实也没有办法追究小区物业的责任，首先没有相关的管理条例和处罚细则，其次也没有完善的证据链条，证明物业在这件事中负有责任。

不光是这件事，李主任还以快递遗失的案例，向我们举例说明了相关责任追究的难度。根据李主任介绍，现在很多快递送货上门的时候，恰逢业主不在家。在没有“丰巢”等快递柜的小区，快递小哥通常的做法，是在征询物主同意以后，将快递放到物业办公室。然而这中间就有可能产生快递遗失的问题。物业办公室并不收费，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不承诺履行监管责任，一旦丢失，这个责任就很难追究。

“这也是个死结。”李主任谈道。如果强制物业承担责任，先不要说物业服不服从，仅就这事，物业今后就会竭力避免快递放置，从而增加了社会成本，缩减了小区居民的便利。然而如果要求物业收费监管，且不说成本核算、定价等一系列技术性问题，就说小区居民的接受度，都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当初丰巢收费，就曾引起轩然大波，更别提物业办公室收费了。”李主任介绍道。

然而，小区居民的利益受损，就真的没有监管补救措施了吗？

深层问题：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亟待推进

作为一名在基层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笔者对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诸多痛点、难点和堵点有着切实的体会。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社会的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应的社会文化、治理理念、管理框架和价值观都会随之改变。就笔者个人理解，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或许应该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及时动态地调整治理体系，使之能够适配新的社会形态。

以本文中所谈及的案例为例，无论是小张家里的太阳能维修问题，还是快递遗失问题，似乎都缺乏了相应的监管机制。在小张的案例中，针对提供上门维修服务的游匠王师傅，既没有明确的监管主体，也没有相应的监管机制，这就使得其逃避市场监管的成本极低；而在快递遗失的案例中，缺乏责任人的痛点更是暴露无遗。

随着城市化的深入推进，中小城市乃至县域的社会治理也面临越来越多复杂的新问题。

一方面，城市人口的扩容，必然增加社区的管理难度，这种管理难度的提升，不仅在于人口规模的提升，还在于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收入、不同背景人群在交融时产生的文化对冲。

另一方面，即以快递员、外卖员以及游匠王师傅作为观测背景，其实他们也属于城市里的弱势群体，也是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有效地进行监管，同时避免在监管中激化矛盾或者产生新的矛盾，着实考验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然而从另一个视角出发，对于这些市场行为，是否真的需要职能部门进行监管，还是应该交由市场机制来调整，这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早在2015年国务院就提出“放管服”，继续深化政府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变；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再次确立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些指导思想的提出，改善了之前那种设立层层监管机制、低效管理束缚市场活力的管理方式。

事实上，传统的管理框架既低效又高能耗已经达成普遍共识，而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达成“多元共治”的思维也已经被提出。然而这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如何行之有效地落地，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和新的社会结构下，切实推动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考验着我们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这一方面需要对新技术、新生产力的全面了解，另一方面也需要对新的治理理念有深刻的领悟。笔者猜想，这也许就是一些街道办聘请名牌高校学子的深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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