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向过去学习未来

中国经济若想重启，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扩表，出手越快，成本越低。2019年，我曾提出有必要对2008年的所谓“四万亿”公案做一个正确的评价，因为对昨天的认知会影响我们今天的选择。在学界主流看来，“四万亿”导致产能过剩、房价飙升、巨额地方债、银行坏账、贫富差距加大、市场无法出清......并给了一个肖像画般的描述——“大水漫灌”。

但在我看来，对“四万亿”的这一评价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当时没有果断推出“四万亿”，中国也许可以避免学界所说的那些后遗症，但也没有中国产业的快速迭代和升级，更没有随后十年中国经济的伟大超越和追赶。

也许站在中国之外更能感受到中国2008年以后的巨大增长，辜朝明在其新著《大衰退》就称赞中国当年的“四万亿”是教科书般经典。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应当从当年“四万亿”以及日本泡沫后扩张性政府投资中汲取正确的经验教训。

其中第一个就是，有限的救助资金应优先救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美国应对危机为什么比日本成功？就是因为美国不是优先救企业，而是首先救市场。

中国2008年的成功也不是因为四万亿投资本身，而是得益于房地产市场止跌回升。救活房地产，地方政府才能大规模扩表，才能完成城市从地铁到机场众多投资巨大的重资产。没有房地产的复活拉动巨额地方投资，“四万亿”根本不可能形成“大水”，更不可能“漫灌”。

第二个经验教训是，必须维护好债务存量，使其具有最高的流动性。美国对待资本市场的态度和日本形成鲜明对照，美国政府是想尽各种办法不让资本泡沫破裂（而不是像日本、中国那样自作聪明去主动“捅破泡沫”）。而一旦资本市场出现问题，政府第一时间毫不犹豫冲入市场托市。保住这些债务安全，就是维护其核心抵押品的价值。

中央在地方债处理上绝不能持“谁的孩子谁抱走”的态度。央行和财政部必须联合出手，才能拯救此次大危机。中央政府在地方债务出现危机时，如果袖手旁观，那就是严重的渎职。因为货币和国债等最后的“救生圈”都在中央政府手里。

金融部门推出新方案 改善优质房企资产负债状况。图源：视觉中国

第三个经验教训是，简单增发债务并不能实现可持续的扩表，只有能创造现金流的债务，才能真正实现扩表。这就需要快速寻找可以带来正收益的投资项目。只要能形成资产，项目越大越好，债务越多越好。债务不是问题，能否形成资产才是问题。作为最后的借款人，政府有无限的资源动员能力，关键就看是否有足够多的投资项目。

8.结论

2022年中国房地产开始下跌趋势已经非常明显，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立刻意识到“人们在看中国2020年的经济预测，就像他们在看苏联1960年的经济预测或日本1990年的经济预测一样。”他认为，中国经济最终不可能超过美国，理由是中国经济未来将面临的四个关键挑战，其中第一个就是“重大的金融风险、经济增长驱动力的不确定性”。 

以前多次预测中国将超越美国的日本机构JCER最近也突然改口，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在2035年达到美国的87%，这是两国最接近的时刻，此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降到2.2%，和美国的1.8%基本持平，并且永远失去了超越美国的机会。这些判断都有可能让西方做出不理智的决策。

中国当下最大的危险，就是债务端无预警地断崖式暴跌。由于债务端是货币创造的主要形式，债务暴跌的直接后果就是需求萎缩，而市场规模是中国维持地缘政治地位的关键，在中国面临与世界脱钩威胁的今天，“中国需求”比“中国制造”更能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

只要中国市场足够大，世界产业链的终端必然指向中国，与中国脱钩就意味着自我惩罚。而中国市场能有多大，几乎完全取决于债务规模能有多大。必须迅速扩张债务增量，抵消与美国脱钩的债务收缩。只有这样才能创造足够的内部需求，挽救中国强大的供应链。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如果中国资产负债表猛烈收缩，在世界大博弈中就会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触发从台海到周边一系列的地缘政治危机。百年虽长，但历史留给我们的崛起窗口却可能非常小。

2023年，中国必须像1991年、1998年和2008年实现快速的V型反弹，否则我们很可能会付出超出想象的历史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