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对废止中医理论无望，而西医界又以阴阳五行等理论为靶子攻击中医的情况下，中医界转而主张，阴阳五行这些难以用科学解释的理论，其实与中医理论并不等同。如杨则民认为，阴阳五行与中医并非相始终。阴阳五行进入中医理论主要是在西汉，此前的中医理论是没有阴阳五行学说的。叶古红继而提出，“宋元以前未被阴阳五行附会学说锢蔽之时，一药之加减、一药之宜忌，皆有一定之法度”。

虽然两人对于阴阳五行何时进入中医成为基本理论有所分歧，但都主张，中医理论并非仅是阴阳五行，如果抛弃阴阳五行学说，中医在效验上未必输给西医。这显然是一种在无法科学阐发阴阳五行，理论上左右支绌的窘境下做出了权宜之计，虽然可以暂时躲避了人们对中医不科学的攻击，但却仍未说明中医真正的基础理论是什么，其科学性又在哪里？但不管怎样，原本被医学人士奉为圭臬的阴阳五行甚或五运六气，在科学化的思潮冲击下，渐渐失去了人气，甚至沦为被集中批评的对象，到抗战后，几乎不再有人为五运六气等学说辩护了。

因为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失势”而引发的中医基础理论的空白，直到上个世纪后半叶才被逐渐填补。建国初期，卫生行政部门把“中医科学化”作为正式的口号提出。并兴办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进修学习西医。这一做法受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在消灭中医。

1954年政府调整中医政策，提出西医向中医学习，将中西医融合，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形成一种全新的医学。在政府的倡导下，中医教学中被大量安排西医课程，中医科学化的进程加快。同时，现代生理学和医学知识开始全面渗入中医基础理论和诊疗之中，具有现代科学性的“辨证论治”和“整体观”理论的构建，比较系统地解决了民国时期中医现代化中留下缺乏科学基础理论的缺陷。

建国后，政府政策名为鼓励中医发展，实为推动中医科学化。当时巴甫洛夫学说及辩证唯物主义盛行。中医界为了使中医理论区别于西医，适应时代发展，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辨证论治”的主张，“50年代中期新中国的中医政策开始确立和贯彻，当时一批著名的中医学家，借用此前并不被重视的‘辨证论（施）治’，作为对中医学区别于西医学的主要学术特点和优点的表述而大力提倡和宣传，从此这一术语才逐渐盛行开来”。“整体观”也在此背景下被提出。

“辨证论治”和“整体观”的提出，等于中医可以自圆其说地向现代社会表明，中医理论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是科学的。这一认识被不断强化，通过编写教科书等办法，逐渐成为现代人有关中医的常识。

现代中医的科学化是个非常全面系统的工程，除基本理论外，对诸多具体的医疗认识，现代中医也努力引入现代科学知识而加以系统化和科学化。

比如，关于中医的“腐熟水谷”，西医东渐之前，中医主流认识认为是由中焦来完成“腐熟水谷”的任务，如《医学纲目》卷一《阴阳脏腑部》中，“中焦在胃脘，主腐熟水谷”，即腐熟水谷的部位虽然在胃，但这一功能却是由中焦来担任和完成的，古人的本意是认为中焦产生的火使得胃里的水谷腐熟。但这显然不符合现代的认识，所以现代中医就科学地解释道：“根据西医学研究结果，饮食物进入胃之后，胃一边不停地蠕动，一边分泌大量胃液，胃液之中含有胃酸、胃蛋白酶等消化酶，可将食物进行初步消化、分解，使其转化为食糜，以便于小肠吸收，实际上便是中医学中胃的‘腐熟’过程。” 即是胃来完成“腐熟水谷”的任务。这样一来，中医的三焦、腐熟等概念便有了科学的依据，依据这些认知来治疗，具有疗效，并不是偶尔的，而是有科学根据的。

资料图（图/陕西传媒网）

专业化：中医组织与教育的现代化

何为专业化？一般认为，专业化是指以知识为基础的，能授予其成员以成员资格的职业团体的发展过程。即要满足专业的知识、专业的组织，以及拥有授予成员资格的权力。近代以降，面对整体的社会大变局以及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中医为了维护自身的地位，主动适应新形势，在专业化的道路上，做了一系列不懈的努力。

近代以前，中国的医学虽然没有根本的生存危机，但医生和医学在整体社会上的地位较低，乃是不争的事实。

传统时期，国家基本缺乏专门的医疗卫生方面的职能部门，官府对医生的教育、入职和执业，也基本没有相应的制度上的规定。无论是医学教育，还是医生的执业，几乎全由社会道德和市场机制来管理和调节。随着近代现代国家机制的建立，国家设立了专门的卫生行政部门，各种西式的医疗执业和教育机构也相继成立，医学作为一种专业，医生作为专业人士，其地位也显著提高。特别是民国以后，为了建立国际社会眼中合格的现代化国家，积极参照日本和西方的模式，依靠具有专业化性质的西医建立公共卫生与医疗制度。

而传统的中医，“病家习于请医生品评先前医生留下的脉案，因而形成医家相互讥嘲诋毁的文化。”传统中医间相互讥诋，往往自外于专业体制之外。因此，一些熟悉现代西医专业伦理的中医，主动适应新形势，建议中医学习西医的医学伦理，建立同僚权威，产生了要建立专业中医团体的想法。为此，中医界开始学习西医的专业制度与价值，一方面是为了发展中医自身，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中医进入国家的政治领域。

其一，追求组织的专业化。中西医论争之后，为了改变传统中医之间相互诋毁、影响发展，以及西医在卫生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中医仿照西医组成各种医学团体，成立如上海中医学会、中华医药联合会、神州医药总会等，以扩大政治影响力，促进中医界团结。

国民政府于1930年5月通过《西医条例》，但对于中医团体的合法性规定却迟迟没有出台。为此，中医界要求仿照《西医条例》，获得与西医平等的地位。最终在1936年，法规含糊不清的《中医条例》公布。但《条例》终于肯定了中医的合法权益，确保了中医的生存地位。通过《条例》有关资格认定标准、中医师法律责任与义务等条款，加强了对中医的规范化管理，整合了中医队伍，提升了中医地位。

其二，中医界寻求中医学科的专业化。

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上，教育系统未列中医。

1913年，神州医药总会等团体组织了全国19省市响应的“医药救亡请愿团”去北平请愿，要求政府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允许中医办校等。但教育部对这次请愿的批示，认为“中医学目前之现状不符合有教学大纲、教材统一、教学内容系统而有条理，教学方法循序渐进等西方教育模式的一般要求。”不能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但对中医办学也没有明令禁止。中医界为争取加入教育系统，仿照西医学科体系创设中医学校。如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神州医药专门学校、上海中国医学院等，其教学课程设置与西医学校相差无几。同时中医界也开始了编辑统一教材、统一课程、统一学制的工作。

1928年和1929年，中医界两次集会讨论统一教材，最后由全国医药团体总会负责收集新教材分发各校参考，而后再集中修改，基本形成了统一的教材。赵洪钧认为，“1928年及1929年两次教材编辑会议标志着近代中医教育已经成熟。完全依靠民间的努力，联合了全国的中医学校，在统一中医教育方面迈了一大步。”此外，中医界还创立中医报刊，如以上海中医学会出版的《中医杂志》，中华医学会创办的《中华医学杂志》，上海神州医药总会创办的《神州医药学报》等等，对中医学术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4年，焦易堂在《敬告全国医药界同仁书》中，积极呼吁设立中医院：“设立医院，以收改良之效果。盖有医院然后对于病症实际，乃有统计可考，如诊察、治疗、处方、用药，皆可以每日实际之经验而为综合详确之比较，无论理论实际均能有莫大之功效。”随后一大批中医院相继设立，如上海广益中医院、博济医院等，广东的广东中医院、广东光汉中医院等。

经过中医界人士的不懈努力，“请责成教育部明令制定中医教学规程编入教育学制系统以便兴办学校而符法令案”，最终在1937年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中获得通过，虽然因随后爆发的全面抗战而未能付诸实施，但显然已在理论和法律上都实现了中医教育的专业化。诚如雷祥麟所言，虽然距离西方社会学家所定义的专业化体制还相距甚远，“但无论如何，它已经明确地走上了以专业团体（无论它是多么地松散）为基础的方向了。”

而到了1949年以后，在国家的积极倡导和努力之下，中医在专业化方面，几乎已与西医无甚差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