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化：在“国医”的建构中追寻生存和自我

在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之前，本无中医概念，中医概念的出现，是19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医学传教士入华而出现的，到19世纪末，“中医”逐渐成为普遍使用的与“西医”相对应的概念，到清末民初，已成为社会流行的规范化概念。20世纪20〜30年代，又出现了以“国医”取代“中医”的现象。

国医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词汇，至少在唐代即已出现，在近代之前，主要是指在禁中当值的医生，或者是对医术高超医生的尊称。192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使得国内的民族主义高涨，民众民族身份认同不断加强，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至上”的观念使当时中国社会出现了“国”字的风靡一时的现象，几乎无论何物“只要加上了一个国字，就立刻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样子”。“国学”、“国术”“国语”、“国剧”等名词相继出现。中医由于在当时遭遇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一些中医也敏锐地抓住这一机会，开始为“国医”附加民族主义意义，建构新的“国医”来取代中医，以此为中医寻找合法性和保存的必要性。

意为中医的国医的概念在1920年代的报刊中已开始出现，在一些维护中医的言论中，他们不断提及“国粹”、“国学”，将鄙弃中医引申为鄙弃“国粹”，努力保护中医地位。到1930年代，随着中央国医馆的设立和“国医节”的创设，国医逐渐成为中医普遍的替代性概念。

“国医”概念的推广，无疑是希望借民族主义、保全民族和国家利益之名来维护中医地位和利益。如章启民的《现代国医之关键》认为，国医的宗旨在治国救民，发扬国医即是发扬国粹，根本救国，“国医之兴衰，即国药之兴衰，国药之兴衰，则影响全国经济之余裕与不足，不足，则险象环生，国本危矣”，发扬国医，则可使炎黄子孙不受帝国主义之压迫。中医药团体则更是希望借助民国正统来回应西医对中医的打压：

国粹不保，何以立国？国产不兴，何以利民？民众之需要信仰不和，何以施政？先总理之革命，民族主义以防文化之侵略，民生主义以防经济之侵略，民权主义以防帝国主义之侵略。凡所以为国计民生计者，无所不至，独吾中医药界，同为党治下之国民，而不得享三民主义之保障，言之痛心。                                                                                                

建构新“国医”概念，高举民族主义乃至三民主义大旗，是中医为了求生存之道而采取的策略，但在反对中医的人的眼里则难免生出讥讽之情，如在设立国医馆后，当时有人讥评道：

取巧迎合国人底爱国心理，自称为国产，更诩为国粹，籍标榜国产国粹，扩大宣传，以施麻醉国人的诡智。国人不察，瞢然受愚，以为物产有国货，技艺有国术，文学有国学国文，比附类推，居然承认国医为吾国现今时代落伍底医师固有称谓。近且虽保存国粹，愈唱愈高，当局接受少数要人的请求，竟有设立国医馆的计议了。

尽管如此，在民族主义情绪十分强烈的氛围中，这样的策略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医人士和文化保守主义力量成功地让“废止中医案”胎死腹中，中医逃过了像日本明治时期的汉医那样被废止的命运。虽然生存危机暂时得以缓解，但医界的精英人士十分清楚，民族主义的论述和话语尽管可以用来宣传和论战，但并不能取代中医自身的建设和发展。

这就使得他们在建设和发展中医时，必然会采取如下策略：一方面，尽可能汇入现代科学知识，使中医的论述符合现代之理；另一方面，保持中医传统特色，并尽可能地使其在与西医的对比中显示自己的优势。1949年以后，中医界对中医两大特色“辨证论治”和“整体观”成功构建，正是这一努力的集中体现。

“辨证论治”理论和方法与“整体观”，虽然在近代以前的医学中不是全无踪影，但很少有人论及，更无人会将其视为医学的根本特色和理论。但1949年以后，受“大力发展中医药”政策的驱动，一批医界精英在“科学化”和“国学化”双重理念的指引下构建了这两大理论，不仅填补了中医核心理论的空缺，还构建一个与西医不同的中医形象，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与优越性。

余论：在中医知识史的梳理中思考未来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已然清楚地看到，如今的中医早已不是所谓的传统，与近代以前的医学相比，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般变革，对此，当代著名医史学家廖育群曾有过精当的概述：

西方医学传入之后，中医学内部所发生的革命，是最彻底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医接受了近代科学有关人体形态、解剖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否定了自身体系中的错误学说。在这场革命中，中医接受了西医的病名，而将自己原来的病名，如气虚、血虚、痰湿、气郁等，改称为“证”，强调中医的特色在于“辨证施治”。

如上所述，借助民族话语和“国医”建构，晚清以来，一代代的医界精英沿着科学化、专业化和国学化的道路，通过不懈的努力，成功实现了中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使其成为现代社会和学科体系中唯一仍然活着的“传统”学科。这一“传统”学科，虽然仍有传统色彩，但内在其实已是“现代”的。诚如廖育群所言，当下中医并不存在着“亟待解决”的现代化问题，因为它已经“现代化”了。就此而言，中医界先贤时彦的种种努力，成就堪称伟大。

然而在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西方学者蒋熙德（Volker Scheid）通过对孟河医派医学理论和实践近代演变的考察，敏锐地意识到：

当医生们决心为中医争取平等地位而展开斗争的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接受伴随着现代化而产生的对国医地位的各种设想和原则。其结果不仅仅是机构的重置，还包括认识论和传承、重要发展目标和医生定义的重置。这是一个至今还未结束的进程，是朝两个不同方向但不一定对抗的目标前进的运动：将中医和科学结合起来，在世界上维护中医的重要性。

如何回归“经典”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议题（图/图行天下）

显而易见，要想在科学化和国学化、实现现代化和保持独特传统之间找到适切的平衡，是件非常困难的事，稍有不周，就会让自己陷入“非驴非马”尴尬境地。

近代以来，虽然成功构建了颇为完备的现代中医知识体系，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细究起来，这一成就多少是表面化的，现代中医理论和具体诊疗之间存在诸多内在紧张甚至根本性的矛盾冲突，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中医从业者切身体会，并纷纷发出了“回归中医”和“回到经典”呼吁。然而，经典不是万能的，在一个“现代”无孔不入的现实社会中，如何回归，是个极其困难的议题。

好在现代学术的研究业已表明，现代科学的形成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并非是绝对而唯一正确的。这一认识无疑为中医未来可能发挥更大的优势和作用带来了理论上的曙光，让中医学者可以从科学化的泥潭里暂时抽身，立足中医自身的发展脉络思考未来。就像张其成所呼吁的：

中医的当务之急不是去设法求证自己是否科学，不是去用线性科学的方法寻找自己的物质基础，与西医争短长，而是要集中精力、认认真真地去考虑一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然后怎样发扬这个优势。

如果能将立足中医自身发展的思考建立在充分吸收现代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将这样的思考视为“回归中医”，或许不失为一条有可能推动中医不断取得发展的合理路径。

揆诸现实，中医的未来发展之路可能未必令人乐观，但不管怎样，立足历史、回到中医，对于中医未来的发展来说，是很有必要的。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不仅将医学视为一种科学和专业，而是看做专业知识与社会文化因素的综合体；只要通过历史的梳理，破除现代中医知识体系不证自明的正当性，而将其视为历史过程中的一环；只要我们深入系统地去梳理一代代中医学人在构建中医理论和中医历史过程所做的加法和减法，并将此当作反思和发展现代中医的思想资源，未来的中医研究一定会展现出不一样的活力。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7年6月号。原标题：科学化·专业化·国学化 ——晚清以来现代中医的生成。观察者网已获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授权转载）